“豆腐渣工程”与问题书法

    最近读一本书——《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是卢梭1749年应法国第戎科学院之征而写的那篇令他心潮澎湃、声誉鹊起的论文。虽然卢梭在文中对时弊予以了强烈地质疑和批判，但论文最终获得了金质奖章。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发表观点，认为正是科学的发展与艺术的“繁荣”造成了社会奢侈成风、人心腐败、道德堕落，所以，必须将“重振道德”作为当务之急。

另外，记得2006年在上海美术馆第一次见到吴大羽先生的大型画册，至今难忘。原因不仅仅是那里面的一件件颇具超越性的画作，更是因为扉页的底图上那封写给吴冠中的信札。吴大羽是与林风眠同时代的人物，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但作为油画家，能有如此好的文笔功夫、书法功夫，能有如此全面的旧学根柢，不能不让人感动和感慨，也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想想卢梭和吴大羽，再看看今天的书坛，“以书法的名义”或者“以艺术的名义”过活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方面值得深思。

如果从“问题”的角度看，当代书坛可谓乱象横陈：大众化的发展趋向，过热的书法环境，疯狂炒作的艺术市场，导致产生普遍性的书坛焦虑心态，在作者、作品、欣赏者之间已然形成了不良的艺术生态和恶性循环。且不说一大批希望通过书法这一途径迅速“致富”的作者，即使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也难免无心学术，充分利用权位和媒体的功能一门心思走市场。在技术至上、利益至上的今天，急功近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导致文化贬值，学术素质下降，艺术风气腐败，使技术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试想，因为水泥的标号、钢筋的规格不够，或者施工者马虎大意一点，产生“豆腐渣工程”是在所难免的。看看今天的书坛，是不是也具有很深的“豆腐渣工程”性质？若将二者做一比较，不难发现“物质”性质的豆腐渣工程，因火灾“烧”的、洪水“冲”的、地震“震”的都暴露出来了，而“非物质”性质[1]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书法问题不易被检测而已。但是，不易被检测并不代表不存在，其中的缺失注定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假如在初始阶段的积累不够，习惯于轻描淡写地“到此一游”式的学习，继而便以跃动的心鼓噪于展览、活动之间，不注意内在精神的整合与修为，这类人群对书坛可能不会造成直接的损失和伤害，但实际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显而易见。当个体均以是否获得“效益”为追求的时候，当本应该健康的书法风气变得污浊龌龊的时候，当所谓的“创作”实际上是在浪费物质资源而制造大量垃圾的时候，“以书法的名义”过活的我们以及所构成的书坛现状和“豆腐渣工程”有何区别？如果杂质泛滥甚至“豆腐渣”也成为当代书法的潜台词，那么表面化的书法繁荣究竟会是中国文化的荣耀还是讽刺？

今天的艺术家们总习惯于“务实”。只要对提高“知名度”有利的，便不惜一切手段把包装作为自己第一要务。当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当资本、市场、媒体与效益搭讪在一起，当身份、地位与利益合谋，当艺术家只顾着往脸上涂脂抹粉，却忘记了照照镜子，那“驴粪蛋下霜”的行为只能落得贻笑大方的结局。

然而，我们的理论家们则总是习惯于“务虚'。很多的研讨会变成务虚会，如冠冕堂皇地冠名一个越大越有“号召力”的所谓“主题”，参会者如度假一般前往。很多论文缺少深度和针对性，不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只是匆匆宣读的废纸一张。到头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家看不起实践者，认为后者肤浅，没文化；实践者也瞧不上理论家，觉得对方只不过靠纸上谈兵混饭吃。实际上，真正的实践者都是优秀的理论家。

还说吴大羽。他不仅精通中西绘画，在艺术理念和实践方面有独到认识和把握，对书法也有很多认识。他认为书法是超物象的，是一种精练的高贵艺术，“更因为那寄生于符记的势象美，比水性还难于捕捉，常使身跟其后的造像艺术绘画疲惫于追逐的”[吴大羽评价书法语，记录于吴冠中《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一文中。刊于《美术观察》，1996年第三期。[2]，这些都体现出多维的知识修养对审美判断的助益。

回顾历史上的书画大家，无一不是如此。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孙过庭、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杨维桢、倪瓒、董其昌、徐渭、傅山、八大山人、石涛、金农、邓石如、包世臣、俞樾、沈曾植、康有为，乃至近代的黄宾虹、马一浮、谢无量等，在实践与理论（理念）两方面都有超越凡常之处。他们既能挥毫书写，又有品味和见地，而且大多有理论著述流传。

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家应该怎样做？说到底，必须从“文化”这一点上加强其“内在拉力”，毕竟文化是中国书法以及中国艺术的核心。实施起来，首先要从“点”、“线”、“面”三方面加以认识、规划和行动。

何谓“点”、“线”、“面”？

其一、“点”，就是从每一个书法个体出发去认识、去实践，亦体现在个人自修上面。书法不仅仅涉及笔法、字法、章法等技法，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以及文史哲知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滋养价值。在个人自修方面必须明确几个关键点：

1、价值观

马一浮以《周易》中的“确乎其不可拔”来规劝熊十力，宁可失掉世俗之誉，也决不放弃学术信仰和道德操守。这就是中国传统学人的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理性自觉。没有清晰的理性监督和逻辑自觉，便得不到智性点化和精神指引，那么必然出现大批盲从的人群和大量看热闹的现象。作为书法家，是耻于谈钱还是一面做“艺术家”，一面做经营自己的“推销员”？二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2、视野

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畅通无阻的信息时代。如果仍抱残守缺，很容易陷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去；或一味地惟“西方”为上，以西方的审美观、价值观来挑剔自己民族的不足，也容易数典忘祖，是内心缺乏自信的表现。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讲到中国画，“拉开距离”[所谓“拉开距离”观点，由潘天寿提出，即“中西拉开距离”说。该观点认为东西方艺术各具传统和特色,反对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论，对于中国画而言，需要在强调自身的独立价值和特色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3]与“两端深入”[4]所谓“两端深入”观点，由潘公凯在潘天寿“中西拉开距离”说的基础上提出，认为当代中国画要对中西两端的研究都要深入。]都体现了一种有理性判断的角度，更体现了一种视野。

3、超越意识

艺术的宗旨在于创造。创造来自于艺术家对世俗、对时代的超越精神。从来没有一种新生事物尽善尽美，但是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意识和艺术行为的艺术，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一潭死水。

4、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建立在良好的个人修为的基础上，否则书法作品只能是徒有其表的一张张“字”的皮相，毫无意蕴可言，毫无精神可言。对于一位书法家来说，书法的技术形式、气韵境界和作者的人格修为必须是合而为一的。那种一味地玩弄技术、玩弄材料、玩弄形式而欠缺文化内容、欠缺思想内涵的所谓“创作”，注定是肤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其二、“线”，就是要计划、规划书法行为有效的升华途径和实施方式。

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国家行为，都必须有一以贯之的具有可行性和延续性的计划。比如个体和群体的读书计划、书法练习计划、个人修为计划，国家的文化策略以及在教育、媒体、舆论上的长期有效的规划等。

就国家行为而言，如果不对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不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书法文化的萎缩在所难免。那种“打补丁”的方式只能应一时之需，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其三、“面”，就是指无论个体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必须有所重视和协调，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

当然，这里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不是指“排队列”式的整齐划一，而是指政策上远见卓识的包容、扶持和规划。所以在书法界，书法教育、理论研究、学术批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加强已经刻不容缓。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政府实行的“联邦艺术计划”（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就是一个国家行为的良好例证，它不仅让纽约继巴黎之后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又使美国艺术享誉世界。可以说，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发展战略”、“建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等虽属国家行为范畴，但事实上与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息息相关。

卢梭认为，改变现状的途径首先是“本性乃善”的社会个体要扪心自问，其次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塑造能抵制不良风气影响的社会新人。如果构建原则与意识形态合理，个体则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能力，由此可以保持艺术行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易经》中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对我们每个人是有启示的。只有更多的艺术个体行之以道，晓之以理，才能形成由“点”（个体化）、“线”（群体化）及“面”（社会化）的联动。

在今天这样一个利益至上、“豆腐渣工程”泛滥的快餐时代，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只有敢于直面真相而不自欺欺人，打开视野而不盲目乐观，有认识明晰而又身体力行，我们的书法才有希望。

注释：

[1] 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吴大羽评价书法语，记录于吴冠中《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一文中。刊于《美术观察》，1996年第三期。

[3]所谓“拉开距离”观点，由潘天寿提出，即“中西拉开距离”说。该观点认为东西方艺术各具传统和特色,反对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论，对于中国画而言，需要在强调自身的独立价值和特色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4]所谓“两端深入”观点，由潘公凯在潘天寿“中西拉开距离”说的基础上提出，认为当代中国画要对中西两端的研究都要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