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泽与以色列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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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曾到过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他发现那里非但没有《圣经》中所描绘的“到处流着奶和蜜”的繁荣景象，相反是满目疮痍的破败状况，令他震惊不已。他以近乎绝望的笔调写道：“在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当中，巴勒斯坦当属首屈一指，这里寸草不生，没有希望”。然而，21世纪初的今天，就在这块“最凄凉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科技、经济和军事强国。这就是现有人口700万的以色列，也即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
       这个在荒漠中诞生的国家，60多年来备受世人关注。但是，它的诞生竟然与一个名叫胡世泽的中国人密切相关，恐已鲜为人知。莫非胡世泽是犹太人的后裔？非也！要弄淸胡世泽与以色列建国的关系，就先得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历史。
       现代犹太人的祖先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来人，起源于约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人曾在迦南地（后称巴勒斯坦）建立过统一的王国。然而，由于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犹太民族却一直遭受驱逐、流散和迫害。早在公元１世纪，古犹太人就被异族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流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希特勒纳粹政权灭绝人性地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大悲剧。建国始终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梦想，犹太人从本世纪初开始大批迁居巴勒斯坦，但真正立国则是二战以后的事，而且是大国政治的产物。1917年11月2日，英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称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随后便占领了巴勒斯坦，并对它实施了长达26年的委任统治。在此期间，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势头加快。二战结束后，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对犹太人采取倾斜政策，阿犹矛盾加剧，反英浪潮迭起。势力衰退的英国于1947年2月14日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1947年5月由11个公认为客观的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这11个国家是：危地马拉、乌拉圭、秘鲁、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印度、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主持了特别委员的第一次会议后，就委派一位助理秘书长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巴勒斯坦斡旋。这位助理秘书长，就是胡世泽。
       赖伊委派胡世泽为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秘书长代表，事先并未与胡世泽商议。但胡世泽是欣然出任此职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人都向我道贺，说再也不能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中国的报纸说，这保证了公正无偏。其他报纸则说，派去一名助理秘书长，更足以说明特别委员会的重要性。我的工作自然十分微妙棘手，但也饶有性趣。此事要碰运气，如果能与各方处理好关系，我会受到称赞，否则，我将与他人一同受过。”
       那么，胡世泽何以能成为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秘书长代表呢？
       胡世泽，又名子泽，字增寿，祖籍浙江吴兴，1894年11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其父胡惟德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驻法公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内阁总理。胡世泽早年曾就读俄国皇家小学、巴黎政治学校和巴黎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多年游历，使他谙熟西方多国语言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人”，这为其以后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秘书。1920年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团员，及国际财政会议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3年任驻德国公使馆一等秘书。1924年任驻德国公使馆代办使事。1925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同年任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专门委员。1927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科长。1928年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兼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同年入外交部，任秘书兼总务司交际科科长。1929年4月，派为行政院中心庚款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1年任中苏会议专门委员；同年12月，任驻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32年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同年5月，任驻瑞典代办，加公使衔。1933年5月，任驻瑞士公使。1942年12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45年8月去职。1946年3月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及非殖民化事务。赖伊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是由于胡世泽丰富的外交资历和外交背景。多年来，胡世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的各次会议，还在直接促成联合国之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他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德语六种语言，其中前五种是联合国官方语言(后来联合国官方语言增加了阿拉伯语)。整个联合国各机构中只有胡世泽这位中国籍助理秘书长会讲当时联合国的五种官方语言，这也成为他担任该职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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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世泽就任之后，征得赖伊的同意，特别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没有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秘书处。秘书处由55人组成，其中包括助理、打字员、翻译、行政管理、财务和新闻发布官。其中主任秘书拉尔夫·本奇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本奇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使特别委员会很快就运作自如。特别委员会于1947年6月10起程前往巴勒斯坦，下榻于耶路撒冷的喀迪玛大厦。
       起程前，赖伊秘书长曾警告过代表们不要期望生活上有多少方便，但他们发现喀迪玛大厦相当舒适，服务供应也不坏，昼夜有3名阿拉伯警察守卫着大门，十分安全。但是，令他们深感忧虑的是那里恶劣的政治局势。就在特别委员会下榻后召开首次会议的当天，耶路撒冷军事法庭判决3名少年死刑处绞，其罪名是因为他们参加了一次暴力袭击。据了解，这3名少年并没有杀人，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都只会被判处监禁。这种对人道主义的藐视使特委会的成员们对英国人深为反感。特委会主席埃米尔·桑德斯特伦接到3名被判死刑少年的父母的吁请，请求特委会出面干预，停止执行处决，并对死刑给予减刑。经过热烈的讨论，特委会决定干预，阻止执行处决。字斟句酌的决议提出，正当特委会首次开会之日，判处此项死刑，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英国人为遭此意外的干涉而恼怒，但特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在犹太人心目中大大增加了信任感，他们给特委会发来了大量的感谢信和祝贺信。胡世泽在日记中写道：“在特拉维夫到处都是对我的赞扬声，使我既高兴又不安。因为阿拉伯人会认为我是亲犹而反阿的，而我则希望做到不偏不倚。我的同僚们开玩笑说人们要在特拉维夫建个胡氏广场，而我的名字应改为本·胡里安！我向他们说，我宁愿被人叫做‘贾迈勒·本·胡里安。’”这则日记表明，由于胡世泽深受犹太人欢迎，因而模拟犹太复国主领袖本·古里安的名字，戏将胡世泽的名字改作本·胡里安，而胡世泽本人则再加上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贾迈勒，以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场。
        胡世泽在频繁的社交活动中，一直保持着这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当时双方都提出了基于历史的权利主张。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将巴勒斯坦认作是他们的祖国和故乡。一位阿拉伯高级会议的成员敏锐地指出，如果国家的问题要按《圣经》上的许诺来解决，那么全部世界地图就都必须重绘。然而犹太人的存在使阿拉伯人得到了不少好处。犹太人把贫瘠的土地转化为良田，还设立免费的医疗机构向阿拉伯人开放，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从1920年到1939年增加了一倍，这不仅是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更是由于许多正在发展的城市为临近国家的阿拉伯人提供了新的工作，以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前景。但最为重要的是，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贝尔福宣言》为犹太人增加了无可争议的分量。《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支持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早的政策性文件。那是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德。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中的“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实即犹太国。然而，多年以来各届英国政府似乎都受到阿拉伯石油压力的影响，丢掉了原来委任统治的宗旨，实际上一直把巴勒斯坦当作英国的殖民地来统治。英国政府坚持认为他们并非放弃委任统治，而只是请联合国对如何管理巴勒斯坦给予建议，并不意味着妥协。同样，这也是英国的巴勒斯坦管理当局的首席部长享利格尼爵士的态度，这是个典型的英国文官，他冷冰冰的礼貌掩盖着强烈的优越感。阿拉伯人方面则不仅由于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土地这个事实，再加上多年来英国官方和非官方对阿拉伯人许下的无数承诺，因而更强调他们的主张。这样一来，特委会就面临着四种前景的选择：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作为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秘书长代表，胡世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上，必须当机立断，找到一条较为现实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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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委会的调查工作，由于合众社记者卡特·戴维森安排的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伊尔贡”最高指挥部的秘密会见而出现转折。假如英国人得知此事，这些伊尔贡领袖人物无疑会被判处死刑，因此桑德斯特伦为了防止特委会的同僚中有人不能保守必要的机密，决定先不告诉大家，事后再说。为了避免英国间谍和新闻记者获悉特委会按小时安排的时间表，桑德斯特伦和戴维森必须谨小慎微，甚至他俩的有一次谈话竟是在雅法的英国体育俱乐部进行的。
       胡世泽和本奇是仅有的联合国特委会参与秘密谈判的其他两名成员，当他俩和桑德斯特伦在雅法的下午游览节目结束后，便在附近的特拉维夫花园旅馆开了房间。他们休息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晚上8点钟夜色降临，才闲步出了旅馆，上了一辆在门前等候他们的小轿车。车子弯来拐去穿过市区，最后停在一个街巷口。一名少女从阴影中走出，司机交代他们跟着少女走。在小巷的另一端，又一辆汽车在等候他们，车中已有位年轻的女子，脸用面纱遮住，魁梧的司机带着手枪。车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开了半个小时，然后停在一幢公寓门前。那年轻女子领他们上了一道黑的楼梯，然后用希伯来语轻轻地对一个房门说了几个字，就向他们告别，并说将于晚上11点30分回来接他们。
       房门开了，一名男青年领他们进了一间灯光明亮的屋子。他们发现桌子旁边坐着的是梅纳赫姆·贝京。贝京是伊尔贡的领袖，英国人谴责他是谋杀者、亡命徒，是应对几十名英国士兵之死和数百万英镑财产损失的罪行负责的狂热分子。他曾经好几次陷入英国人之手，但总能在英国人弄清他的身份之前设法逃出他们的罗网。贝京站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和言悦色地对他们的前来表示感谢。没想到这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给胡世泽第一眼的感觉，倒像是一位温和的小学校长，他的狂热激情只是偶尔在他的神秘目光中闪现。
       贝京显然是事先作了认真仔细的准备，他用很有分寸的口吻讲述了巴勒斯坦的现状、犹太人的苦难和流血牺牲，以及英国人如何像对待殖民地的土人那样对待他们。他还论述了联合国特委会可能提出作为这片多事土地解决方案的各种选择。当本奇表示倾向于分治方案时，他说：“请不要忘记，先生们！《圣经》上所说的巴勒斯坦地区早已被英国人分割了。1922年他们依据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来管理这个国家，不是让他们不经和任何人商讨就把其中的四分之三给了约旦。剩下来的这片土地仍然叫做巴勒斯坦，但这只是原来犹太人家园的四分之一。”桑德斯特伦问：“是否如我所理解，伊尔贡所要求的就是现在称作巴勒斯坦的全部地方？这就将成为你们的新犹太国？”贝京回答：“不，我们要的是我们载在《圣经》上的家园：全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毕竟已有7个国家，几乎300倍于巴勒斯坦的领土。那些领土上绝大部分人口稀少。阿拉伯人决不会无家可归。假如犹太人在1933年就有自己的家园，600万人的性命就会在二战中保住。”……
       贝京一连讲了3个小时。最后，桑德斯特伦说：“我们已经听到了你们所希望的。你能不能听一听我们的希望？我们认为，应该在巴勒斯坦停止恐怖活动。我们正在为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设法求得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只会损害我们所力求达到的目的。”贝京答道：“我们将会尊重联合国停止暴力行动的要求。但是，如果英国人实施原委任统治决议中关于移民的条款，把来到这里的犹太人关入监狱、遣返欧洲或送进设在塞浦路斯的集中营，那么，我们必将继续我们的斗争。”
       会见的气氛始终是真诚和友善的。仅有的政治方面的暗示来自胡世泽，他提出了一个带有刺激性的问题：“巴勒斯坦，即使将约旦河两岸都算在内，也是一个小国。引入成百万人势必造成人口问题。300年后会发生甚么情况呢？”贝京反问胡世泽：“300年后中国会发生甚么情况呢？”胡世泽笑而不答，却在离去时热情地对贝京说：“在独立的巴勒斯坦再见！”
       特委会的其他代表，午夜时分从他们下榻的喀迪玛大厦出来，去附近的皮尔茨咖啡馆吃夜宵，正巧见到一辆无牌照的汽车在街旁停了下来。车里坐的是胡世泽、桑德斯特伦和本奇。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对这3个人在3个多小时里去了什么地方的猜测。胡世泽早已有了“像个花花公子”爱过夜生活的名声，可以假定他是去尝试了一番特拉维夫更刺激的夜生活，本奇作为胡世泽好友陪同前往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桑德斯特伦这个固板的正派瑞典老头子却让人难以捉摸。不久，一份希伯来文报纸的号外就在街头出现，宣称这3人曾和伊尔贡的杀人暴徒头子秘密聚会。胡世泽、桑德斯特伦和本奇坚决否认一切“谣传”，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委会的新闻官员乔治·西蒙奈德斯也正式否认这一报导。这项秘密一直保守到彼此同意的时候，才由合众社记者卡特·戴维森发表了一条关于此事的独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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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7月25日，特委会撤回日内瓦去撰写呈送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书。未料登机后，飞机因超重而不能起飞，不得不卸下2000磅的行李。在中途飞越地中海时，一部发动机吐出火焰。飞机前仰后俯，上下颠簸，飞到雅典时已没有足够的高度能在上空盘旋，而只得径直从海上飞向跑道降落。如果起飞前没有卸下那些行李，他们无疑会葬身于大海之中。
       历险后的特委会开始撰写他们应在9月1日交出的报告，极尽疲劳。胡世泽感到，这个工作集体不像是一个由11组成的委员会，倒像是各有一人的11个委员会。只有两项重要的内容得到一致同意：一是原委任统治未达到目的，必须废止；二是巴勒斯坦必须独立，但既不是一个全犹太人国家，也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个独立国家的形式是最大的争议课题。特委会的成员都是从所谓中立的国家中挑选的。即使如此，生就的偏见此时也露了头，致使若无奇迹出现，僵局就无法打破。胡世泽想，这时只有秘书处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才能在8月底按原计划回到纽约。多亏本奇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力求解决问题，终于在时限之前5分钟完成了报告。这份由7人赞成的多数通过的建议是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分别建成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两者以经济联盟为纽带结合在一起。耶路撒冷作为三种宗教信仰的圣城将另外成立一个联合国托管当局进行管理。11月29日，此项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规定在1948年8月1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2个月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其中阿拉伯国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为1．41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划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面积约158平方公里。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根据联合国决议成立的国家。
因胡世泽作为秘书长驻特委会的代表参于谈判有功，于是联合国就向他提供了耶路撒冷长官的职位。不过，胡世泽觉得在他的事业中，巴勒斯坦这一段落已告结束，好动精神已促使他去寻找新的挑战，便毅然谢绝了这个耶路撒冷长官的职位。1955年，胡世泽出任负责会议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才离职，他的职位由唐明照取代。同年12月31日，胡世泽自联合国退休，1972年6月9日，因癌症病逝于纽约，终年78岁。由于他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中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联合国为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致力于联合国事业的职业外交生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据悉，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也对胡世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称他：“为中国人争了光”。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胡世泽女儿胡永宁回忆录。本文作者系胡世泽的亲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新美术学会创始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