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市场的“乾隆瓷”火热现象剖析

清乾隆 粉青釉浮雕“苍龙教子”图罐
香港苏富比2014秋拍
成交价：94,200,000HKD

　　编者按：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亿港币成交；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2亿港币成交；2011年澳门中信春拍，清乾隆30年粉彩镂空开光鱼戏水纹瓶以2.3亿港币成交……直至今年5月9日，佳士得伦敦亚洲艺术周，一对首度公开拍卖的乾隆御制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尊，以折合人民币1.31亿元成交。从市场回看学术，一场场关于乾隆的展览摩肩接踵，浙江博物馆呈现的“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从盛夏走到初冬，刚刚落下帷幕，而其所带来的热度和讨论仍然在继续。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乾隆”，在专业研究、坊间戏说的包裹下，轻而易举就能撩拨起人们的兴奋神经，而“乾隆瓷”经过几年的发酵，早已变成一种“奢侈品牌”，一个引发狂热的追逐目标。
　　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对自己的收藏眼光相当自信，但为何又在后代被评为“农家乐审美”而屡遭吐槽？乾隆的陶瓷审美真的不及其父雍正吗？是什么影响并造就了“乾隆审美”？如果乾隆审美水准低，“乾隆瓷”为何能如此热，是大众的误解误读，还是一众藏家都在上演“皇帝的新衣”？本期鉴藏，让我们一同来讨论收藏市场的“乾隆瓷”狂热现象。

“乾隆瓷”的火热追逐有必要歇一歇

　　今年上半年，一对乾隆御制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尊在英国伦敦佳士得以1472.5万英镑成交，折合人民币1.31亿元。这件对尊也成为佳士得拍卖价最高的10件中国陶瓷器之一。
　　据了解，这一对成交价格达到1.3亿元的粉彩葫芦尊，其原先拥有者最初心理价位只有1000英镑（约合9000元人民币），此前在拍场上与这对葫芦尊具有同等体量、工艺和纹饰的尚属罕见，之前有4件类似的瓷瓶出现在市场上，均是以单件形式售出。我们实在也有必要思考一下市场狂热追逐乾隆瓷的背景是什么？清“乾隆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动辄亿元的天价未来风险有多大？
　　近年来，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上清三代瓷器一直受到市场的大力追捧，特别是“乾隆瓷”几乎成为高价瓷、天价瓷的代名词。2010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2亿的天价被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购得，创造了当时的全球瓷器拍卖纪录。在2011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上，一件估价仅为800-1200美元（约5000元人民币）被拍卖公司标为“类属民国”的瓷瓶，因被买家抱着“豪赌”乾隆官窑的心理而最终以超出估价两万倍的1.2亿元高价成交，堪称拍场一大奇迹。
　　其实，“乾隆瓷”之所以被狂炒，完全缘于它本身已化为一个纯粹的商业化品牌和概念而被市场过度包装和神话了。这一点，颇与当下书画市场狂炒追逐“石渠宝笈”有几分相似。这些年，香港苏富比等海外拍卖行在市场上成功地推出了“皇家御用”概念，尤其是把与乾隆朝相关的所有拍品都作为极品推出，如乾隆玉玺、乾隆御用腰刀等拍出了不菲的高价，自然“乾隆瓷”也毫不例外成为市场极力包装和概念化的一个对象。凡“乾”必贵，已成为拍场的一大现象，只要是沾上乾隆的标签，每每就身价倍增一飞冲天。
　　就近年海内外拍场成交的高价瓷、天价瓷来看，绝大部分是乾隆朝的瓷器，鲜有高古瓷器，这与早期藏家偏好宋、元、明瓷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说当代藏家在瓷器审美上已出现了群体偏离。这种偏离一方面是由拍卖公司的强大市场造势宣传所改变，另一方面同大量新涌进的投资型买家对瓷器缺乏基本的了解认知有很大关系。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宋五大名窑、明代永乐青花和成化斗彩等成为藏家们热衷的重器，而不是像现今一味地追逐乾隆朝官窑，可以说那时的玩家更具专业性和品位。看一看瓷器大藏家孙瀛洲上世纪50年代捐献故宫的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就知道真正藏家的品位了。
　　众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无论在釉色、器型还是图案纹饰上都追求一种简约素雅、端庄大气、自然天成的气度，特别在釉色纯美上达到了中国瓷器史上的一大高峰。
    元代瓷器是中国瓷器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草原民族风格突出，器型多样，大型器物增多，同时大量外销瓷使得烧制技术更加成熟，独特的元青花和釉里红成为元代瓷器的一大特色。明代永乐和宣德的青花最受后人的青睐，成化的斗彩，嘉靖的五彩也都各具特色，在绘画纹饰的丰富性上明代也超越前人。即便是清朝，雍正的单色釉也高端大气上档次。反观乾隆朝瓷器，受乾隆帝和皇家审美的偏好，因过分追求纹样繁缛、色彩艳丽、构图充满和工艺复杂，却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艺术性。虽外观不失雍容华贵，但与宋、元、明朝的瓷器相比，终不免露出一股艳俗气和工匠气，富丽有余，而文雅不足，这是乾隆瓷的一大硬伤。
　　在国内高通胀压力下，目前大量社会游资进入艺术品市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少投资型买家对艺术品一窍不通，从众心理严重，往往市场流行什么热什么就买什么，甚至不知真假。曾经发生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的这一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1.2亿元拍出的瓷瓶原本被苏富比鉴定专家鉴定为“民国所仿”，因此谨慎地将其标为“类属民国”，低估为5000元，但这并不妨碍投资型大款去“豪赌”一把。难怪收藏专家马未都笑称“此次纽约苏富比拍卖这一件瓷器的现场是中国人英勇奋战，全体买家都以捡漏的心态奔赴战场，捡漏于是成了赌漏儿，赌漏儿于是成了壮举。”当艺术品沦为一场投机博傻游戏时，实在是悲哀的一件事情。
　　当艺术品沦为资本纯粹的投资工具时，种种不可理喻的疯狂都会发生。一个估价5000元的瓷瓶居然能被中国买家1.2亿元买走？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中国式奇迹”恐怕西方人永远搞不明白。中国人疯了吗？这个瓶子真的价值连城吗？其实一件拍品落槌价是估价的几十倍、几百倍，这在拍卖会并不算很稀奇，大家都见过听说过，但最终能超出起拍价的两万倍成交，绝对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人真有钱”，同时折射出“中国买家真不懂”。在艺术品投资热的今天，可以说“捡漏”的几率微乎其微了，特别是那种“大漏”“天漏”，已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有中国买家误以为5000元低标的瓷瓶有可能就是贱卖的“国宝”，我认为这既不符合拍卖常规，更明显低估了苏富比专家的智商和专业水平。
　　不知从何时起，专业玩家们昔日津津乐道的“捡漏”竟变成了富豪们的押宝式的“赌漏”。只因为这件“民国瓷瓶”与北京故宫里珍藏的清代官窑略有几分相像，就诱发了中国富豪的巨大想象力，引得一片你争我夺，纷纷抛出重金。这种做法显然已经同赌徒无异了，中国人惯有的赌徒心理在这场瓷瓶争夺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听说过“赌石”的，没见过“赌瓷”的，真叫大家都开了眼界。艺术品收藏究竟还要不要起码的专业性？当艺术品沦为赌博的对象时，对艺术品难道不是一种亵渎吗？有人说：“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就是由资本说了算，一件假的艺术品当资本拥有了它时就可以摇身一变成真的。”确实，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介入，但资本有时带来的更多是投机和泡沫，扮演的是愚蠢和恶魔的角色，资本对市场的副作用和破坏力也应该是我们所警醒的。
　　在这股狂炒乾隆瓷器的背后，客观讲也充斥着巨大的风险。一方面是眼下的价格被人为拔高了许多倍，一些本不该高价的乾隆瓷器在资本的追逐下，被不断的天价了，充满了大量的水分，行情被严重透支了。在价格被虚高的同时，还存在着浑水摸鱼、真假混杂的情况，一些拍卖公司利用买家对乾隆瓷的陌生和好奇，上拍一些似是而非的冒牌货，甚至干脆拿一些仿造的赝品来充数。
　　笔者以为，当前市场上这股“乾隆瓷追逐热”和“天价风”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不可否认乾隆朝瓷器确有其独特之处，有些品种如“珐琅彩”等确实画工精美，工艺高超，不惜工本，但也并不是所有乾隆瓷器都值得去大力追捧，一些品种不乏艳俗和匠气，应该区别对待。那种凡乾隆瓷就动辄天价的市场行为既是不理智的，也是不足取的。当下，如何扭转改变人们对乾隆瓷的片面认识和误区，是比较迫切的一件事情，市场对乾隆瓷的狂热追捧有必要歇一歇了。
　　（作者为艺术市场评论家）

乾隆瓷是时代的产物

　　很多人认为宋代的文化很高雅，宋代绘画、诗词，都创就中国文化史的高峰，高山仰止。在陶瓷方面也同样创造辉煌灿烂的篇章，最为瞩目的有官、哥、汝、钧、定五大名窑，另外还有耀州窑、磁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盏（天目釉）、吉州窑等等，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很高的盛誉。有些研究宋代文化的学者就认为宋代是中国美学的最高峰，而明清远远不如。我认为这是有偏颇的，我们要从大的文化背景和用史学观去审视。
　　清代有其制瓷的高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瓷器烧造的高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作出杰出的贡献，清代制瓷有集大成之说，就是把前朝（唐、五代、辽、宋、元）的陶瓷装饰工艺、制作、烧造等优势集中整合提升再造，把陶瓷器物的工艺做到极致，装饰也达到极致。虽然我们看到不同的工艺叠加在一个器物上，装饰很繁缛，但是就像西方哲学家萨特说“存在即合理”，既然它存在就是有道理的。这些器物符合当时满清统治者的审美，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才有可能造就的状况和产物。
　　瓷器装饰从元代开始出现青花、釉里红，到明代有斗彩，再逐渐出现清代五彩（古彩）、粉彩、珐琅彩、各种色釉、浅绛彩、洋彩等等这些工艺技术是一步步发展而产生的，因为技术和工艺达到顶峰以后才出现了乾隆朝那种器物，形成了陶瓷器皿独有的装饰语言，例如还出现转心瓶、公道杯等的工艺是充满工匠智慧的体现。我们不能说清代瓷器的图案不好看，也不能觉得工艺是低一等的。因为图案有图案的美，工艺有工艺的美，装饰有装饰的美，这些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他们承载着历代工匠的智慧以及创造的结晶，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本文由周懿采访整理）

清乾隆 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
香港苏富比2010秋拍 成交价：252,660,000HKD

乾隆的古陶瓷品鉴定法

　　“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其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闲视之。
　　清宫旧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秘而不宣、极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类是“用以彰显皇家地位与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陈设用品”（蒋得庄：《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来，清宫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只有入选“一等”或“甲”类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选者，只是一般的陈设器物，或用以赏赐臣工。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属于“真正的收藏品”范畴的古陶瓷。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实际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鉴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养成
　　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首先受到宫廷环境的影响。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皇帝仿效汉族文人士大夫，闲暇之时，以古陶瓷为清玩，臧否品鉴，涵养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及帝师、词臣、画师乃至能工巧匠的启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乾隆的古陶瓷鉴藏品味。如葫芦文字笔筒，是康熙赏赐给乾隆的案头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咏葫芦笔筒》诗一首，记曰：“是器乃皇祖所赐也。”其不仅“十载伴朝昏”，也有“训垂燕翼见铭言”。可见康熙与康熙的鉴藏之物对乾隆的直接影响。乾隆的咏瓷诗，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咏官窑方炉》云：“论器寓论世，用人弗可思”；《咏汝窑碗》云：“玩物敢忘太保言”。这种以警句镌于古陶瓷之上，或在鉴赏品评时，警示处世之道的鉴藏观，显然受益于康熙。雍正曾下令绘制《古玩图》，将琳琅满目的古器物，绘于手卷之上，营造出一种“博古”之境。乾隆则将纯粹的古玩图，发展为以“博古”为布景的“自画像”，《弘历是一是二图》是其代表。
　　乾隆的陶瓷品鉴能力，也受惠于宋明文人的赏玩心得及对古陶瓷的的实物观察。清代的皇子教育，虽重满汉蒙文、四书五经、骑射之术，但并没有系统的古物赏析课程，乾隆的陶瓷知识，多赖自修，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瓷器部汇考》，是乾隆的常用参考书。其征引文献，既有《遵生八笺》《格古要论》《六砚斋笔记》《春风堂笔记》等集中论述古物赏析的文献，也旁及《坦斋笔衡》《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清异录》《闻见录》《茶经》乃至陆龟蒙、苏轼等人的诗词，可谓博通古今，旁征博引。有时，也由南书房的文学侍从嵬集相关文献以供乾隆引经据典之用。
　　环环相扣：乾隆古陶瓷品鉴之过程
　　对于古陶瓷，乾隆有着独特的品赏过程。从品貌观察、辨伪存真、考证校异到配置匣盒，镌刻诗文、绘制图册、编目典藏，已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品鉴流程。不仅展现了乾隆的学识修养，也体现了乾隆在建构清宫典藏体系中的规范与创新。
　　第一，品貌观察。乾隆在《戏题官窑盘子》中谈到其对《周礼·考工记》中髻、垦、暴、薜的理解，曰：“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换而言之，乾隆尤其看重古陶瓷的完残与釉色，位列“甲等”的瓷器，应当是完整无残、釉面洁净的。此外，对于支烧痕迹，亦甚重视。乾隆对《咏古陶器尊》自注曰：“凡烧造陶器，以细钉搘底入窑，故多有钉痕见底，是尊钉痕弗见，而见口，与他器异。”
　　第二，辨伪存真。乾隆对古陶瓷的真伪辨别，也颇有眼力。陶瓷专家谢明良指出，目前发现的经乾隆题咏并传世的哥窑瓷器有19件，其中大多数为宋元时期的官窑系产品。“经乾隆鉴别出的真正汝瓷却也有6件之多。”当然，乾隆的鉴赏也多有错误，如其常将汝窑判定为钧窑，把钧窑鉴定为汝窑，甚至可能将明清仿制品视为宋瓷（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经乾隆品鉴，被视为真品者，将著录于册，或配匣盒，或绘图册，以为永藏。
　　第三，考证校异。陶瓷器上的铭文，常受到乾隆的重视。其对宋瓷铭文“奉华”“殿”“坤宁”等字的考释，至今仍被陶瓷史家所珍视。如汝窑纸槌瓶“奉华”字铭，乾隆已指出：“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南宋杂字诗吴焯所撰卷内，知是风流女画师之句，注引画史刘妃工画人物云云。”冯先铭则指出，“奉华”是指奉华堂，南宋高宗德寿宫的配殿，是刘妃的居所。二种说法，皆有所据，并行不悖。
　　第四，复原修补。在乾隆看来，古陶瓷的“髻垦”与“暴薜”是一种缺憾，《咏哥窑葵口碗》言：“古器虽髻垦，人亦珍之”。乾隆希望通过当时的修复技术，在掩饰瑕疵伤痕的同时勉力恢复瓷器的原有外观。常见的方法有补釉、补胎、磨边镶扣，或使用粘合剂、锔钉锔补等。《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哥窑洗一件（口破，随木座）刷洗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哥窑洗破口磨些，另镶铜烧古口。”重镶口沿的古瓷器，与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这也是乾隆热衷于为古瓷镶边的动机之一。
　　第五，配置匣盒。凡是入选“一等”“二等”或“三等”的古陶瓷，都配有特制的匣盒。如乾隆三年二月到五月，先由管事太监准备紫檀木匣、花梨木匣、黑漆螺钿匣等各式不同尺寸的木匣约758件，呈请乾隆裁定。其中，一等品选用上好木匣，在匣盖和匣头标记古陶瓷名称等信息。酌情选取青、黄、绿三种颜色之一，填补字迹。而二等品、三等品只在匣头一处标注品名。略有瑕疵的古陶瓷，只留在宫廷，而不为之配匣。
　　第六，镌刻诗文。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其中，有近200首是吟咏古陶瓷的诗，多半镌刻在古陶瓷器上。在乾隆看来，完美无瑕的瓷器象征帝王的高尚德行。在“御制诗中追溯舜陶于河滨的典故，并且将之连结至圣人以德治天下的情操，从中建构以古代圣君为楷模的窑冶理念。”（余佩瑾：《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换而言之，降旨刻诗，不仅是为了宣扬政治理念，也是为了塑造一种皇权正统的形象，乾隆在主导官窑生产活动中，也兼具帝王、督陶官与工匠三种角色，是其仿效大舜督促官窑产烧，宣扬德政的方式，体现出乾隆对三代社会的理解与愿景。
　　第七，绘制图册。乾隆也具有文人所特有的集古雅趣，为此配置了多组多宝阁，每组多宝阁，又绘有配套图册。保存至今的清宫陶瓷图册有四种，分别是《珍陶萃美》《精陶韞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每册都选录陶瓷10件，涵盖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及明代的宣德、成化、万历等不同年代、不同窑口的古陶瓷。图册作对开装裱，上页绘制陶瓷图像，题写品名，下页记录尺寸、形制、釉色、款识乃至前人评述。这也是清宫各类典藏图册的标准样式。
　　乾隆通过环环相扣的古陶瓷鉴藏体系，建构起了清宫的典藏体系，并以此彰显治国理政的理想和愿景。乾隆，以广袤的大清江山为依托，以丰厚的宫廷收藏为基础，上承康熙、雍正的鉴藏理念，直接受益于古代文人的鉴藏心得和身边的士人工匠，熟稔典籍，摩挲细观，形成了独特的古陶瓷鉴藏品味与赏鉴能力。虽在真伪鉴别方面，并不能“运筹帷幄”，但在官窑探源、铭文考释、陶瓷修复、典藏著录等方面，皆有后人可借鉴的成就。乾隆的古陶瓷品鉴，不只是颐养性情，更将品鉴的心得用于指导乾隆官窑的实际生产，推动了清代中期官窑瓷器的创新与发展，其将古陶瓷的赏玩与政治理想相结合，成功塑造了一个堪比尧舜的德君乾隆，成为盛世清朝的一个缩影。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

乾隆御赏宋汝窑蟠龙洗 选自《珍陶萃美》

 乾隆与雍正瓷器审美趣味为何不同

　　最近网上盛传一组雍正和乾隆时期瓷器的比较，并分别以“淡雅隽永”和“繁缛堆砌”来概括雍乾两朝瓷器所体现出的审美趣味，更有甚者将乾隆瓷器冠以“农家乐审美”之名，并与乾隆喜好在书画古器上题字吟印一并列为罪状，一时间似乎吐槽乾隆的审美成为了一种时尚。乍眼一看，列举的雍正瓷器确实比乾隆时期淡雅很多，而且各大博物馆展出的雍正和乾隆时期瓷器均表现出各自强烈的视觉特征，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细细品味，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不少地方需要厘清。
　　在大部分吐槽乾隆审美的比较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把不同类型的瓷器拿到一起进行对比，殊不知瓷器也分三六九等的，也分实用、陈设、赏赐、宗教礼仪各种类型，而除了少部分陈设赏玩用的瓷器外，大量瓷器是作祭祀、婚庆、宗教礼仪等实用用途，这些瓷器是作为宫廷日常运转系统的一部分，器物设计多承旧制，很少有皇帝个人的审美因素涉及其中。除去大部分与皇帝品味关系不大的瓷器外，有一些瓷器确实从设计到生产都受到皇帝的重视。据清宫造办处等档案显示，雍正和乾隆皇帝都非常积极参与到瓷器生产中来，会亲自监督修改画稿，甚至有先做成木样呈览，批准后进行烧造的瓷器。然而这些瓷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皇帝的个人审美，却仍然有待探索。例如，常被用作代表雍正瓷器特色的单色釉瓷器，其实也继承自康熙的技术。此外，很多被视作优雅的器形，大多也上承前人。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它们反映了雍正的“文人”审美情趣，倒不如说是它仿造的原型更加具有“文人”审美特征。尤其考虑到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时期都有大量仿古瓷器生产，因此很难简单仅将雍正的个人品味与这些仿古瓷器联系起来。
　　其次，在大多观众的印象中，大部分博物馆陈设的雍正与乾隆时期瓷器确实有较大差异，这也是很多人对雍正、乾隆瓷器特点的固有印象之来源。博物馆，尤其大部分常设展中的瓷器陈设基本遵循时代发展，挑选出最有特色的几件，雍正时期因为在单色釉、粉彩和诗文珐琅彩瓷器上比较突出，常被用以展示；而乾隆时期的陈设，为与雍正时期不重复，则会挑选一些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并非乾隆时期瓷器否决了雍正时期的视觉特点，而是为避免展品重复而选择了与雍正瓷器有差异的例子。显然，乾隆瓷器风格的转变并非是对原先美学传统的摒弃，反而是在达到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脉络。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两个时代的不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虑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在瓷器技术上的差距。以代表当时瓷器技术最高成就的珐琅彩为例，珐琅彩创烧于康熙末年，起初所用彩料均为西洋珐琅。珐琅料的不同颜色本质上是釉色玻璃研磨成粉配以油性介质，与中国传统矿物原料在不同温度下各种金属化合物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的显色原理不同。虽然玻璃制品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彩色玻璃技术却是进口技术。 康熙末年，北京设立了第一座玻璃厂，雍正时期在圆明园内又增设了一个，但产量仍然严重不足。而且珐琅料原本凃绘在金属胎之上，在瓷器上的使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于雍正瓷器来说，素雅的背后也有着无法随意调配各色釉料的技术壁垒。及至乾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珐琅料虽然依旧珍贵，产能有限，但基本实现了生产的本土化，此外在紫禁城造办处和景德镇御窑厂的技术人员不断努力下，瓷胎画珐琅的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对于乾隆朝来说，技术和原料产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创新，如何不同，甚至可能是如何走出祖父和父亲的阴影。这样的后果自然是在视觉特征上的巨大转变，这里的转变到底多少是出于乾隆的个人审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乾隆身处一个与西方联系更加密切，来往更加频繁的时期，很多西式的表现形态可能是雍正不曾接触过的，这些外来元素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乾隆时期的瓷器。两位皇帝所处历史背景有差异，雍正时期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总体来说比较低，这可能和早年传教士参与到康熙传位过程，导致雍正对传教士和西方的天然敌意有关。与之相比，乾隆处于一个和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时期。除去耶稣会派遣的官方传教士外，乾隆甚至专门传召粤海关留意有手艺的西洋人士并引荐进宫中供职。在一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乾隆一朝宫中西洋器物远超康熙、雍正。这些宫中供职的传教士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清宫艺术品的创作之中，洛可可的风格对当时清代宫廷从建筑到器物上的影响随处可见，因此诸多有意或无意间吸收了西方宫廷流行文化的事情发生在乾隆时期。
　　其实雍正时期也有很多器物按现在的眼光看也不属于“淡雅隽永”，只不过这些风格在随后才逐渐体现在了瓷器上而已。总的来说清世宗雍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时期。在珐琅釉料炼制的技术瓶颈下，雍正苦苦追求技术突破，以证大清帝国“远胜西洋”这一延续自康熙时期的理念。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登基道路颇为坎坷的皇帝，他急需要表现出自己皇位的正统性，因此大量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诗画风格被引入瓷器生产。与之相比，乾隆的皇位可谓平稳得多，而瓷器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完成了积累，达到一个顶峰。因此对他来说，求变成为这一时期很多御窑产品的主要需求，在表现手法比前人多得多的情况下，如何跳出原先的壁垒，成为他对瓷器产品的要求。因此，在乾隆时期的瓷器上，除了有与前人水准一致的精品瓷器外，还有西洋风格、洋彩和仿生瓷。最终，两位皇帝在技术和追求的差异下，指挥几乎同一批工匠创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瓷器。
　　（作者为伦敦大学东亚艺术史硕士）

清乾隆30年（1730） 粉彩镂空开光鱼戏水纹瓶
澳门中信2011春拍 成交价：230,000,000H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