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故宫文物南迁计划：乱世中，他完成了一场历史的托付

《中国美术报》第140期 美术副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平津危急。此时，故宫文物该如何妥善保藏以免沦于敌手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故宫博物院内，院长易培基、马衡等人支持将文物南迁。及时转移文物，也是当时欧洲博物馆遇到战争的应对之策。不过，不论在故宫内部还是社会上，对此方案都有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1932年8月3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闻讯马上致电张学良，希望坐镇北平、节制北方八省的张学良能够予以阻止。幸而张学良及时阻止了这项荒唐的议案。

易培基写给蒋介石的信

信中提到张学良派兵护送文物

但文物南迁之议被媒体披露后，京城炸锅了，许多人觉得大敌当前怎么能先想着迁移故宫的宝贝呢？北平军事长官宋哲元就反对文物南迁，许多知名学者也不支持，胡适对文物南迁的前景不看好——迁到何处有净土呢？并担忧文物一散难聚，寄希望于国际监督；鲁迅先生则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讽刺。当故宫内马衡先生在为文物南迁做筹备时，其子马彦祥却发文呼吁：“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最为激进的是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他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甚至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者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并扬言要用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迁。这种愤青姿态，还得到了不少组织的通力支持。

面对国难，懂行的人却不能仅仅权作愤青了事。北京城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被洋兵洗劫两次：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又抢了一票，可谓殷鉴未远。但时代已不同了，保护好故宫文物是故宫博物院的职责，他们保护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难道放任不管让侵略者再抢一次？

是否支持文物南迁，对北平的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来说是个两难的选择。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要是支持文物南迁，更会被说成只知带着宝贝逃跑。相反如果喊几声“与文物共存亡”，则或可赢回一些公众印象分。也许是张学良曾长期担任故宫理事的责任意识，也许是想到了圆明园等的惨痛教训，内心迷茫的张学良最终选择了支持故宫文物南迁。一方面，故宫工作人员反复研究如何清点、打包文物；另一方面，张学良则开始筹备如何才能安全运走文物。张学良与易培基等人曾晤谈了一整天商议南迁之事，还交代故宫要制作大量坚固的木箱，以适应战时转运文物的需要。经过支持南迁者的共同呼吁，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也同意了文物南迁的议案。

为了保证南迁文物的安全，故宫博物院从清点装箱开始，张学良就派来军警负责护卫。故宫博物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清点、装箱，精选了20多万件历代名人真迹、字画、器具和图书文献共13427箱又64包，作为第一批南迁文物。其中就包括《四库全书》等古籍，以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名画。

张学良（右三）、于凤至（右一）与外国友人

在北京故宫乾清宫前合影

华北局势日益危急，社会舆论也日趋理性，支持故宫文物南迁渐渐成了主流。后来担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的吴瀛起初并不支持南迁，但之后也开始为文物南迁积极准备并被委以重任。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南迁后，起初反对南迁的胡适、马彦祥等也积极投入到了文物南迁行动中。但仍有不少反对者，周肇祥放话只要拉文物的列车启运，就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反对南迁的势力还联络搬运工会抵制，使原计划1933年1月31日开始的文物南迁被迫推迟。

为保证文物顺利运出，2月5日夜，张学良下令北平尤其是故宫至天安门、前门的长街实行戒严，周肇祥被拘禁。故宫博物院第一批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沿途军警林立，张学良派来的军队全程护送。运送文物的专列上，除了总押运官吴瀛带队的故宫押运人员外，还有张学良派的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和警察，车顶上还架着机枪。次日凌晨，专列秘密启程。

南迁之路，危机四伏。直到文物专列出京10天后，张学良才将激烈反对者周肇祥释放。南迁过程中，要求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在火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车上有宪警荷枪实弹，严加保护，白天封存，晚上押运，在重要关口熄灯。每到一站，都有当地政府派员上车招呼。

日本关东军也曾打探文物的下落。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派人侦察，企图在南迁途中派飞机轰炸，因未能得到准确消息，轰炸计划未能实施。在徐州一带，文物专列还遭到土匪拦截，幸好有军队的护卫，才将土匪击溃。而当第一批文物到达南京时，等待了20多天的押运官吴瀛，竟然还听到了“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建议……当五批文物终于南迁之后，随着形势日益危急，最终故宫文物分三路辗转西迁四川，其中有一批文物刚刚离开南京，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据有关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至少在1000万件以上，但汇集中华珍宝的故宫文物由于及时转移，几乎没有损失。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还曾数次赴国外举办专题展览。1935年底到1936年3月，735件精美的故宫文物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部分西迁古物又赴苏联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增进了战时盟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保护了国宝，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的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相连，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命运弄人，为保护文物鞠躬尽瘁的易培基在文物迁移过程中因被人诬陷，没能等到平反便含冤逝世；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遭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他们并没有机会去继续关心故宫文物将来的命运，然而今天看来，易培基、张学良等在故宫文物南迁一事上，显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