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临海望大秦

公元97年，汉朝使者甘英一行从龟兹出发，目的地是大秦，即罗马帝国。使团一路跋涉，来到了地中海？南岸，向当地人打听如何渡海到大秦，当地人说，此海很大，时常有大风，还有海妖，想过此海凶多吉少。甘英只好作罢，返回龟兹驻地，向上司班超述职。

这个故事很简单，甘英只是班固的一个下属。而且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差事，但是正史却郑重地记载下这件事，可能是史官们认为甘英是中国人往西走得最远的人。

往西，再往西，不仅仅是旅游，似乎是中国人的一个永远的愿景。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国度，物产可以自足，文化可以自足。没有生活垃圾，没有心理纠结，社会结构稳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听任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难免有内部的变异和外部的刺激。更何况，“天下”的家国观念是开放的，当来自外部的刺激触发内部的变异时，寻求一个文化解决方案就成为向外学习的动力。中国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神灵仙人应该住在高处。

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位王。在安定了东南之后，周穆王开始讲目光转向西北。两次击败犬戎之后，周穆王开始了一次宏大的旅游计划。多大叫宏大？大到不可思议、神乎其神，以致于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记录周穆王这次西游的书《穆天子传》是伪书。周穆王的旅游团有专业向导，有八匹骏马驱动的豪华大巴，有御者造父驾车，当然还有美姬、军队、后勤。史官也一定是有的，需要有人把这一宏大的旅游记录下来，以示后人。周穆王自宗周出发，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1000余公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

周穆王到达了今天新疆的和田及中亚地区，沿途经过阴山、天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等地。法显、玄奘这样的求法者一定会感叹周时的人们对西域地理的熟悉。周穆王放下政事不管，到国外去旅游，肯定有其说服自己和国人的理由，也许像汉武帝一样，寻求战略伙伴，也许是一个超级商团，沿路做些买卖，扑朔迷离的史料中没有答案。富有神话色彩的是周穆王还拜访了西王母。西王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西方之神，居住在昆仑山上。周穆王的行程中，正好有位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汉画像石中有很多西王母的象形，其标志是头上戴胜，学者考证是一种玉石的头饰。西王母形象的含义是长生不老，后来民间演绎为护佑婚姻和生育的女神。或许祈求长生是周穆王西行的动力，或许周穆王想象中的西方是一个理想国，有治理国家的高妙道术。

还有去往大秦旅游的人，就是老子。这也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老子没有周穆王那样的财力，只能骑牛，一路向西。在出关的时候，还收了一个弟子叫关尹子。老子是周王朝的柱下史，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皇家档案馆的馆长，试想一下，老子的地理知识是可以满足他西行的要求的，周穆王西行的线路他也应该熟悉的。老子西行，不知所终，故事也没有了下文。或许后周德衰，老子的道不能行于世，去往西方寻找一个理想国。

即使周穆王和老子西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那么，能够象征中国文化的古代高级知识分子们为什么要虚构这些西行的故事呢？

中国人想象中的极乐世界是西方，西方人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亚特兰蒂斯王国和利莫里亚文明，只不过他们的想象指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