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墨艺术的沿革和发展

   每次来到美丽的佛罗伦萨，我们都怀着崇高的感情，因为她是人类文化的圣地。
       以佛罗伦萨为发祥地和中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以张扬人的理性精神，解放人权以对抗神权的一场伟大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艺术的面貌。她冲破了中世纪宗教艺术的籓篱，同样的圣经题材，却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而各类表现凡人，表现民间，表现世俗，表现自然的优秀艺术作品如喷泉般涌现，呈现出无比的辉煌。自此一场场 新的运动此起彼伏，变幻无穷，可以说文艺复兴后西方的艺术是以运动的形式，革命性的表现在不断演化发展的。
        中国的水墨画艺术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並无专一的宗教信仰，中国人主要尊崇儒家和道家的哲学理念，前者规范克已复礼的社会秩序，后者宣扬天人合一的精神自由，再加上后来传入的寄望人生彼岸的佛学，形成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华文化主脉。其世界观和人生观均强调平和中庸，反对极端的态度。中国水墨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顺着其文脉缓缓地发展，两千余年来在材料和形式上未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始终坚持既非完全写实又非彻底抽象的“意象”造型语言和高度程式化的表现形式。元以后“文人画”的兴起则进一步以“诗书画印”一体为最高的格调追求。形成了一个精美但基本与外界隔绝的完整体系（在个别时期，如盛唐这一情况有所不同）。这个体系是如此稳固，以至即使在外族统治时期亦难以撼动，外族虽然能以武力征服中华大地，但最终却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曾在历史上使中国数度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却使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生的西方在短短三百余年的时间内全面超越了古老的东方。
西方文化也做为一种更先进的文明进入了中国，古老的中华文明受到巨大的冲击。于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思考，开始探索。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家开始诚恳地向西方学习，这就有了著名的林风眠、徐悲鸿和刘海粟等先行者留学欧洲的故事，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位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本身都有深厚的传统水墨画根基，他们在欧洲学习了西洋绘画的诸如构图、透视、解剖、色彩等技法，但並未改变一颗“中国心”，归国后数十年的创作，只是借鉴外来技巧来改良和充实自己的水墨画体系，在大方向上仍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血脉，其后，蒋兆和、傅抱石、李可染、黄胄等诸大家则又根据 自身的特点，借鉴西方画法充实自己的水墨画创作，画出了不少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家一方面更自觉地重新观照绵延几千年的优秀民族传统，另一方面更主动地走向海外，对西方艺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发现“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历史已经证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绝不能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反之广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充实和丰富自己，才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辉煌的汉唐时代如此，今天更应是如此。
       现在的中国画坛，呈现一派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关于 继承和创新、写意的本质、笔墨的意义等话题的热烈讨论也一直不曾平息，但不论理论界如何争论，不论是坚持传统写意精神，还是主张中西结合，亦或是进行“实验性”水墨的探索，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在切实地为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努力耕耘着。
       这次，中国水墨画院的十几位艺术家不远万里，来到西方艺术的圣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诚心诚意来学习的，因为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辉传统，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我们同时带来中国40位艺术家的80幅作品，希望奉献给意大利和欧洲的广大观众。
       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已具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国水墨艺术一定能真正走向世界，象我们能欣赏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不朽作品一样，西方的观众也一定能喜爱吴道子、李公麟、范宽、黄公望和八大山人的神妙画卷，让我们满怀信心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在佛罗伦萨意大利国家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2015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