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氏家族与扫叶山房

与历代的封建王朝相比，清政府对图书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视，这不仅表现在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方面，编纂了许多集大成的鸿篇巨制，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而且对于民间刻书，清政府也比较宽容，除了禁止民间刊刻“淫词小说”外，其他种类的图书，只要有钱或有力，就可刊刻，因此清代私人刻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对《四库全书》的整理，使许多罕传或久佚的秘籍得以重新再开始流传，政府的提倡极大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此，私人刻书之风极其浓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刻书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扫叶山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扫叶山房是江南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坊，主人为洞庭席氏。汲古阁刻《十七史》版散出后，曾被席氏购得，并精心校勘，雕版印刷。乾、嘉年间所刻书以史部居多，如《东都事略》、《东观汉记》、《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有所扩大，除经、史、子、集外，还涉及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种类多至数百种。光绪年间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在上海彩衣街、棋盘街开设分号，同时汉口、松江也有分支机构。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扫叶山房到底创建于何时，有3种不同的观点[1]，但从各家的观点来看，扫叶山房总是涉及席氏家族中以下几人，即席启寓、席鉴、席绍容、席世臣。笔者认为，扫叶山房的创建、经营与席氏家族这几代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于扫叶山房的创建和发展起过直接或间接的重要作用。

如果将席氏家族刊刻书籍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我们就不得不谈及席启寓。席启寓（1650～1702），字文夏，号治斋，以国子监生援例补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主管全国度量衡制及熔炼铸钱，采办铜、铅、硝磺等事。他博雅好古，嗜好收藏，以养母之故辞官归家，修族谱，立义学，热衷于藏书和刻书，清初时，其藏书已有一定规模。值得一提的是，他依靠家资雄厚还购得了汲古阁的《十七史》雕版，这一点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卷七“汲古阁《十七史》”一条中有详细记载，文中称“淄川唐济武《日记》云：‘毛子晋十七史板，以逋赋质之故粮道卢澹岩，得四千金。已而卢负官库将还，以子晋无以偿也，乃再质之洞庭席氏。席氏，洞庭巨室也，以史板故，分一子住常熟，然则席氏史本毛子晋原刻也[2]。”文中唐济武即唐梦赉（1627～1698），山东淄川人；卢澹岩即卢紘（1604～？）湖北蕲州人，康熙元年（1662年）时任苏松督粮道。据此可以推知，汲古阁《十七史》版质典给卢氏的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后；再质典给席氏的时间，应在康熙元年（1662）至唐氏卒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间，所以这里的席氏即是席启寓。席启寓除了喜好藏书外，还开设了书坊刊刻图书，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也详述了此事，即“（汲古阁）《十七史》版片先以四千金质押卢某，卢氏又卖给洞庭席氏，席氏派一子在常熟经理印书，先将各书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图记割去，补刻‘洞庭席氏’图记[3]。”康熙时，洞庭席氏刻书已较流行，作为坊刻书房，席氏坊刻已有一定规模。张云章（1648～1726）在《工部虞衡席君传》一文中记载“（席启寓）其于学者有雕本《十三经》、《十七史》行于世，又辑唐诗人百家付之梓，于是世之人读席氏书者为多[4]。”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为席氏刻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席启寓进呈了他精心雕刻的《唐诗百名家全集》，得到皇上赞许，一时此书名声大噪，席氏刻书自此名扬天下。席启寓可考的现存书目有：《三鱼堂文集》12卷、《外集》6卷、《形状》1卷、《崇祀录》1卷、康熙四十年（1701）吴县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唐诗百名家全集》100种329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吴县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5]。从书目可知，席启寓刻书使用的是“琴川书屋”之名，是否使用“扫叶山房”之名因无文献可考已不可知，但他已经为子孙辈从事出版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席氏家族的刻书业从此走向新的征途。

席启寓之后，继承其藏书事业的是他的孙子席鉴。席启寓的后代分为两支，长子永恂有七子，其后代仍居常熟；次子前席有三子，后迁往青浦，席鉴是席永恂的第七子，以藏书闻名。席鉴（1700～1722），字玉照，别号茱萸山人。他藏书较丰，有“虞山席鉴玉照氏”、“萸山珍本”等藏印。席鉴仅活了23岁，关于他的资料甚少，从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可知，席鉴多藏汲古阁之书，其藏书楼为“扫叶山房”[6]，但是否用“扫叶山房”之名刻书就多有异议了。如《中国藏书家辞典》称席鉴为明代藏书家、刻书家，有藏书楼“扫叶山房”，因与本地刻书家叶氏刻书争利，故称“扫叶”，取双关之意。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如《十七史》、《四朝别史》、《南宋书》、《东都事略》、《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等[7]。但从《室名别号索引》、《江浙藏书家史略》等资料上来看[8]，洞庭席鉴是清代人，“扫叶山房”是他的藏书楼之名均无疑，明代亦有一位席鉴，是山东青州人，与扫叶山房无关。再者，与叶氏争利之事发生在薛雪身上[9]，与洞庭席鉴无关。从现存的版本来看以上书目均为席世臣所刻，这一点王欣夫在《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中已指明：“启寓自刻之十七史，世臣刻之《四朝别史》，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然则非为鉴也[10]。”故笔者依从杨丽莹之说，认为席鉴的藏书楼为“扫叶山房”，他并未创设扫叶山房，但其藏书为后来扫叶山房的发展壮大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资源。

席绍容（1725～1784），字敬堂，号守朴，为席前席的孙子，其父席襄是席前席的季子。席襄成年后举家移居青浦朱家角，历任汤溪县令、浙江盐运使副使等职，不曾从事刻书业。席绍容是席襄唯一的儿子，以例授户部山西司员外郎，他慷慨好施，周恤亲族，有其祖父席启寓之遗风。席绍容从常熟故里同宗亲戚手中购得汲古阁《十七史》，为席氏家族再次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版片。其子席世臣撰写的《皇清臣诰授中宪大夫户部山西司员外郎加三级显考守朴府君行述》一文称：“府君才周绮甲，虽体中素羸，而精力犹强。年来息鞅里门，综核家务。偶从虞山故里购得毛氏汲古阁《十七史》版片，因此武英殿各史，手自校雠鱼豕，日有课程[1]。”席绍容购得汲古阁《十七史》书版后，悉心校勘，虽未能出版，但却为其子席世臣创业提供了契机，为其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真正将席氏家族的“扫叶山房”名声打响、规模做大、为公众广为熟知的是席世臣。席世臣，席绍容长子，字邻哉，一字郢客，具体生卒年不详。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补商籍学生充任四库三分书总校之一，分校《四库全书》三分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钦赐举人。席世臣好古嗜学，家富藏书，完成《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后，席世臣继续从事图书的刊刻事业。出身商家的席世臣，家资丰裕财力充沛，家族积累下来的藏书也有一定规模，于是他首先以善本秘书作为打开市场的突破口，以“扫叶山房”作为字号，精心校勘，发行于世。《珠里小志》卷十二对此有记载：“（席世臣）刻秘书数十种，亲自校雠，犹惧未尽，故以扫叶颜其室。”[11]席鉴的藏书楼是“扫叶山房”，以多藏汲古阁之书早已闻名于世，席世臣“以扫叶颜其室”，且刊刻书籍以“扫叶山房”作为图书的字号，笔者以为有两层深意：一是席世臣长期从事校勘工作，深知校勘之不易，所以以校书如扫落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刊刻版本质量高的图书。二是席世臣已有品牌意识，席氏家族以经商起家，长期的耳染目濡使得席世臣深知经商要义，因此经营书坊席世臣也有独特的商道，即借族人藏书楼的名声引起读者的好奇和重视，增强图书的竞争力。席世臣以“扫叶山房”之名刊刻书籍，侧重于一些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经史类珍品秘籍。如长洲顾嗣立（席世臣祖母的堂叔）曾辑元诗四集，刻印《元诗选》初、二、三集，各以十干为序，但均缺癸集。嘉庆三年（1798），席世臣将癸集补刻齐全并连同旧版，一并刷印（即《元诗选癸集》），这样才使顾氏《元诗选》完璧行世。又如嘉庆间席世臣刻《宋辽金元别史》（又名《四朝别史》），以汲古阁《十七史》版与武英殿各史相校勘，文献价值得到了当时学者的赞许，阮元、谢启昆为此书作序，且谢启昆给予很高的评价：“吾知扫叶山房之名与汲古阁并寿于世，甚为席君期之[1]。”现存可查书目有：《东观汉记》24卷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东都事略》130卷乾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元史类编》42卷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古史》60卷嘉庆元年（1796）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契丹国志》27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大金国志》40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南宋书》68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元诗选癸集》10卷、《补遗》1卷嘉庆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宋辽金元别史五种》307卷嘉庆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增补字汇》4卷嘉庆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钱塘遗事》10卷嘉庆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大唐六典》30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华氏中藏经》8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春秋释例》15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千金方衍义》30卷嘉庆六年（1801）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书经集传》6卷嘉庆十年（180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泰西水法》3卷、《元经注》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内经知要》、《小儿推拿广意》3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容斋随笔》16卷、《二笔》16卷、《三笔》16卷、《四笔》16卷、《五笔》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词律》2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吴越备史》4卷、补遗1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西汉年记》3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旧五代史》150卷、《五代外史》7种15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贞观政要》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十七史》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重刊毛氏汲古阁本十七史另加《旧唐书》、《旧五代史》共1924卷[5]。

席世臣去世后，其子孙仍继续此业。苏州的扫叶山房咸丰年间在清兵与太平军的激战中损失较大，不久，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号。光绪年间，又在棋盘街（今上海市河南中路）设立北号，书坊经营的重点慢慢从苏松一带移到上海。中国传统出版业采用的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石印、铅印技术逐渐传入，上海的扫叶山房虽然印的多是古籍，但也较早采用了新式印法，这样便扩大了印刷规模和销售范围。扫叶山房推出的连史纸、有光纸线装书，多为石印本，因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在古书出版市场上仍占据重要地位，直到1955年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扫叶山房才停业。历时近200年的扫叶山房在中国坊刻史上刻书多且精，嘉惠士林，功绩昭著，是清代书坊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一家书坊，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图书的保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敏）

[1] 杨丽莹.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图书馆杂志，2005（3）：68-73.
[2]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23-24.
[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73-374.
[4] 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三.工部虞衡席君传.四库禁毁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68）：41.
[5]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55.
[6]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东家杂记：709.卷五.甲乙集：80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9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 李玉安等.中国藏书家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155.
[8] 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上海：中华书局，1957：67.
[9]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36.
[11] 周郁滨.珠里小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之乡镇志专辑.第二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