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 ▏观照•关怀——“都市水墨”的文化思考

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其发展有自律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载体，必然与文化或文明所处的特定时代紧密关联。承续千载又历经变化的中国画亦是如此。回望中国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与艺术的交融，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观念、视觉经验和表达方式，使中国画呈现了更为多样的风貌。现实主义精神的倡导、写实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写生的重视，在唤起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同时，也唤起了他们对“师造化”的再思考；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拓宽了中国画的题材，也使其不止于寄兴畅神、抒写意趣的文人审美表达，进而融入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对时代精神的传达，在精神旨趣上亦由“出世”朝向“入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开放的环境中，在现代审美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在创作观念和表达方式上的自主性充分开敞，或是立足于文化精神和美术传统的承续，在对“古今”、“中外”的比较与参悟中探寻水墨语言审美与文化价值的现代化，即思考“水墨”如何面对“时代”；或是直面“时代”，充分发挥水墨的媒材特性展开语言生成和图像创造，力求在以传统笔墨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之外另开新径，即思考“时代”如何创造“水墨”。艺术家们“由立足国内到放眼国外乃至宇宙，由斟酌古今到损益东西，由反映现实生存空间到规划未来家园，由表现群体的精神到泄漏私密的潜意识。”[ 薛永年.百年山水画之变论纲[J].新美术.2006(1).]所取得的成果，在题材内容、艺术语言、审美观念、文化内涵、价值取向等层面上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因此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技术与观念交织、复归与开拓并存的多样化创作格局。

在这个高速发展、快速变化着的时代，工业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随着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格局的转变，人们凭借现代科技和经济体系创造了现代都市，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现代都市又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丰裕及诸多崭新的感性体验，同时也悄然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感乃至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悄然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情境中，一批水墨探索者敏感地关注到这一系列转变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将“现代都市”作为审美和文化观照的对象，通过表现都市景观与都市人物来反映现实生活，传达现代审美，表达人文关怀，由此开启了“都市水墨”的探索。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都市”不仅体现了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同时也意味着文化转型，它是人们在历史中通过无数次价值判断与文化抉择而形成的产物，而非空中楼阁。因此，艺术家们在面对这个新题材时不仅要思考媒介手段、艺术语言、风格样式等问题，更要考量观察方式、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等关乎主体的问题，同时还要放眼看世界，在文化的差异性中展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在文化的共性中探寻人类所共通的宝贵精神。这就使得既是主体又身处“现代都市”之中的艺术家们，无论是从“古—今”、“中—外”的途径还是从“媒材”、“图像”等角度展开“都市水墨”创作，都需思考文化转型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传统，以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对文化的“自知之明”[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2003(7).]，即以文化自觉来应对多元文化的世界。当然，这里的“传统”并非仅仅指笔墨程式、经典图式、文人审美等美术传统，而更多是指更为宏观的，蕴含着世界观、价值观体系的传统文化，它来自中华民族在历史中的实践与思考，在时代的更迭中历经扬弃，在内核层面又不断被丰富，因而有着超越时代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故而，艺术家们要想“味”现代之“象”，“写”都市之“心”，从而创造出富有文化生命力和文化自主性的艺术语言，还需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与现代社会之间、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深刻的思辨，并从中汲取那些创造过历史、造就了当下、启发着未来的文化精神，将其带入到对“现代都市”的审美和文化观照中去。

言及“观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或为以智慧照鉴事理，或为“涤除玄鉴”、“澄怀观道”，又或为“格物致知”等等。这些“观照”方式虽在途径和目的上均有不同，在过程上却均包括了“观察”。尽管每个人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审美经验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对“都市水墨”艺术家而言，“观察”却是共同的要务，因为他们既要体察生存环境状貌的变化，又要辨析现代生活人性的变革，思考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既要探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又要审视“物我两分”的现实。在传统文化中，艺术家们的“观察”多为对物象由表及里、俯仰往还的“游目”，又因“骋怀”而产生对时间和空间的体悟——体悟时间者“思接千古”，于瞬间中见永恒，故能“观风俗之盛衰”；体悟空间者“胸罗宇宙”，从有限中观无限，故能“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样的“观察”，使主体能依靠自身意志全面地感知物象，直觉与理性依次生发，在唤起审美情感的同时亦将思维带入到对历史、社会、文化的思考或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中，从而升华对物象的理解与把握，以“使直觉找到表现，给内容赋予形式。”[ 杨春时.审美意识系统[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185.]使之于“现代都市”图景中的复杂问题，不失为方法之一。

都市的疆域不仅存在于现实维度上，它也深入到都市人的精神维度中。就都市景观而言，这种人造的“自然”，这些砖石、钢铁、玻璃、光电等等组成的“丘壑”，凝结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又通过结构、组合、装饰等等手段，体现出人类对世界、对自身、对美的认知与创造。骋怀而细观，以建筑为代表的都市景观，更寄蕴了历史的风貌、时代的变迁、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例如中国传统建筑，多为群体组合的形式，在朝向上多以南北为轴线，讲求方正严谨、中轴对称，强调群体和谐而较少凸显个体特征。建筑四周以房屋和墙体合围成“院”，象征着“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以传统民居来说，房屋的布设则依礼制、重人伦，长幼、男女、宾主各有次序，按“进”排开。庭院居中且多有景观，在营造上讲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设计美学，将封闭的庭院空间转化为自足的小型自然空间，使人居于其中亦可与自然界的广阔天地相呼应，传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道”与“天道”的相通一体。这样的宅院又合而为里坊，里坊又合而为城市，城市又合而为国家，体现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即“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中，既体会着现实亲情中的温情，又体悟着人与自然亲和的幸福。”[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9.]

而因文化的差异、宗教的背景、建筑材料的性能，西方古典建筑则多以宏伟的单体来形成视觉奇观和制高点，强调个体的高大、完整与和谐。建筑形式中的线条、比例、结构、韵律等形式美都是经严谨计算而得出的“数”的和谐，西方古典音乐亦是如此，故而有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的名句。这种对形式美法则的讲求实质上体现了西方人对工具理性的倚重，即倾向于以科学技术和逻辑体系作为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推动了物质上的发展与扩张，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与紧张。以哥特建筑（大多数是为宗教服务的）来说，一方面用外部的高度和结构展现了理性和工具的力量，显现了人类的智慧；一方面又以内部空间的崇高与完美使人类自身叹为观止，甚至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征服，显现了人在“神”或“绝对精神”面前的渺小。

现代建筑则多是都市图景中的“山峦”，它的形成与工业社会和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思想、新技术、新材料使得建筑从方法、理念到结构、样式都有革新，在思想上集中体现为讲求“形式追随功能”的功能主义，在形式上多用几何结构来表达，样式上则受立体主义、风格派、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影响。为适应工业化生产和大众化需求，玻璃、钢铁、水泥等材料被大量运用到系统化、规范化的建筑工程中。尽管功能主义者所提出的“装饰即罪恶”、“少就是多”、“住宅是供人居住的机器”等理念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但在方法论层面仍是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在发展中逐渐产生了将功能固化成形式的倾向，又在商业资本的刺激下滑向“形式就是功能”，致使过度理性、漠视感性、压制个性、样式单调的“国际主义风格”建筑大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都市中。

当然，在艺术家们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都市建筑从品类到内涵远不止这些，所营之胸中“丘壑”亦是万壑千岩、气象不同。进一步而言，都市景观所包含的内容也不止是单体建筑或建筑群体的组合关系，而是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从都市中的人文景观、都市人的生活环境、都市功能的空间结构这三种角度展开，无论是古典建筑还是现代地标，是城市全景还是街巷小景，是商贸广场还是工业设施，是交通工具还是道路桥梁，都是艺术家调动直觉与理性，从“游目”到“体悟”的观照对象。另一方面，从“都市景观”的含义上来看，它与都市生活实质上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都市的“境”，是人工的“境”，因而它体现出都市人的“境”；都市的“象”，是物化的“象”，因而它折射出都市人的“象”。也就是说，在艺术家们将观照的视线投向都市图景的那一刻，无论所“观”为何物，在本质上都将指向“人”，进而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亘古不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触及到被“现代都市”所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也就开始了对都市人精神生活的观照与关怀。

在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间田园，生活节奏相对稳定、舒缓，人们的精神生活大多建立在情感与直觉上，扎根于感性的土壤中，人际关系亦在“往来种作”里按一定的惯习平缓、均衡地流淌、生发，故多能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而在高楼林立、街道纵横、行业密布、交往繁复的现代都市，为应对竞争的压力、节奏的激变与人际的无常，为适应严密、精确的工作、生活方式和锱铢必较的货币经济，人们往往用理智去代替情感与直觉，在方方面面的精打细算中寻求生活的安稳、精神的安定与个性的留存，这使得紧张和世故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常态。情感被理性压制，直觉亦逐渐麻木，人们留存的个性也远非完整、充盈，在人际关系上又体现为以“自我隐退”[ [德]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C]//现代性基本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的心理态度应对短浅而频繁的社会交往。“隐退”以压抑个性的方式制造出情感上的“安全距离”，却也将怀疑、焦虑、厌恶等情绪“压”入人们的心灵，造就了一张张看似平淡温和实则凝神戒备，看似礼貌、矜持实则冷漠、猜疑的都市“扑克脸”，也使相逢一笑即过客、邻里相见不相识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情感体验。

如果顺着“理智”这条线索继续“观”都市生活的图景，并尝试从中寻找“都市水墨”的图像来源，便又会对建筑、道路、红绿灯、电子屏、霓虹灯这些都市物象的符号意味另有一番发现。现代都市的人口增长方式多为对乡镇或其他城市人口的吸纳，在宏观上呈现出对人群差异性的极大包容，并能从中不断汲取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但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距离”仍无处不在，“彼此缺乏情感纽带的个体紧密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一种竞争、扩张和自利精神。规范控制手段被体制化，其目的是祛除人们缺乏责任感的弊病，消除潜在的混乱。”[ [美]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C]//现代性基本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在大体量、高密度的社会功能运转中，不同人群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尽管有思想或情感上的共鸣这类因素存在，但其中个体间的包容更多是在规则与秩序的影响下产生，彼此“理智”地通过“差异”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并以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功能结构。这样的人群彼此交织在一起，遵循着严密的劳动分工、严格的技术规范、规律的生活模式，分布在功能各异却面貌相仿的、批量生产的“钢铁丛林”中，蓦然一瞥，玻璃幕墙的几何结构既折射着国际主义建筑潮流对人们心灵需求的漠视，又俨然成为人们精神状态的写照。

道路则以最高的效能将这些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其本质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功能是连接区块以确保都市的运转，“交通规则”则是加载于道路硬件上的控制手段。尽管人们大力倡导公序良俗，但这类规则的制定和运行并不是基于道德或情感，而是科学、逻辑、法律等工具，所传达的仍是技术和工具性的“理智”。故而“红绿灯”所意味着的不是“调和”而是“控制”，道路状况的有序所体现的也并非是人际的融洽，而是都市的秩序。它使得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从而安全、高效地奔波于生存与生活之间，几近于遵照车间里的指示灯和生产线上的流程图——如若违反，就会酿成事故；如若遵守，就必须压制个性。“理智”使人们选择了后者，却又常以“路怒症”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和焦躁。同样，密布于繁华地段路旁街边或者建筑天际线上的电子屏和霓虹灯也是潜藏着这类“控制”的视觉媒介，五光十色的画面大多包含了两种内容——电子时钟和商业广告，前者如耳畔沉吟般时刻都在向人们暗示着“精确”、“准时”、“日程”、“进度”、“效率”这类都市特有的时间意象，使人们如咬合的齿轮般难以从都市的功能结构中轻易脱身；后者则几乎包含了都市消费文化中最典型的那些视觉符号，如缤纷炫目的彩色碎片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鼓动着人们投向都市商业和娱乐业的怀抱，在消费和消遣的快感中寻求片刻的安抚与解脱。

都市的规则与秩序确保了人们能够安居其中，也确保了功能结构的运转，但在物质效益源源不断地产出的同时，却难以顾及人们个性的舒展与心灵的充盈，也难以消弭人们从情感世界蔓延到现实空间中的种种“距离”。在“理智”和技术的控制下，人们的灵感与直觉亦逐渐委顿，渐渐惯于消费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试图从中寻求释放与抚慰，却并未察觉——越是消费价值贫瘠的文化产品，就越发远离价值；越是用它们慰藉心灵，就越发消磨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判断力，心灵也就越发空虚。而充斥于都市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文化，则凭借信息媒介的传播与放大直冲向每个都市人的电视、电脑和手机屏幕中，千方百计地刺激着人们用物欲来填充被压制的个性和不完整的心灵，将消费从“需要”变成“喜好”，从消费物质变成消费符号。“观”至此处，不难发现都市人精神生活中存在着的难以厘清的重重困境，将这些困境再度还原回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还原成高楼大厦里那些“不完整”的身影，还原成大街小巷中那些匆忙交错的步履，还原成霓虹夜色下那些疲惫支离的灵魂，也就还原出了“都市水墨”艺术家们所要表达的那些充满恒定与无常、光明与黑暗、开明与愚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喜与悲的都市“众生相”。

由此，可以说都市的疆域浮现于现实维度上、并深入到都市人的精神维度中，多维度的综合即是艺术家们所观照的“现代都市”。他们从审美的视角发觉都市的美，亦从文化的视角审视都市的现象，而当理性与感性相汇集的时候，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亦相应而生。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体系为人们提供了安全、稳定、高效、便利的物质生活环境，对人口和社会资源的吸纳也使都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人们已难以脱离都市所提供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即便是以观光旅游或户外运动来舒展身心，旅程的终点仍是都市，比现实更难以走出的，是人们心灵中的“都市”。而另一方面，“现代都市”又给人们带来重重的精神困境，个体层面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离析一旦被投射到宏观层面上，“困境”也就变成了“危机”——工具的独断消除了人对自然的敬畏，物欲的膨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一座座现代都市拔地而起的时候，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等现象也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

矛盾并未使艺术家们困惑，却反而使他们延其张力展开探索，形成了“都市水墨”艺术在文化旨趣上的两种倾向：其一，是造都市之“境”。执此倾向的艺术家多在审美表达上注重情景交融、立意造境，但其最终意图却并非以诗性的语言将“现代都市”营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审美幻象，而是着重传达都市物象中所蕴含着的那些富有启示性的文化精神，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如“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的伦理精神，又如“技以载道”、“和合相宜”的技术美学。艺术家将思辨与体悟带入形象的塑造与图式的建构，从而营造出理想化的都市境象，以此来反思“现代都市”中的种种缺憾，进而探讨精神家园的建设；其二，是写都市之“心”。执此倾向的艺术家，多以个性化的图式和笔墨效能来把握瞬息万变的都市万象，表达都市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与情感经验。“个性化”并不是指焦虑、惊悸、悲伤等情绪的主观宣泄，而是主体通过个性化的笔墨符号来表达审美情感，展现个体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极度自由的创造能力。又或通过个性化的图像建构来表达特定的意义或观念，如反映精神生活中的理性思考或感性体验，如对技术异化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力求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探讨价值理性的建构，也以此来肯定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完整和心灵的自由。这两种倾向，前者以“观照”来表达“关怀”，后者则由“关怀”来切入“观照”。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发展，艺术家们正不断地激发自身的灵感与热情，不断探索着更富特性也更深入人心的艺术语言，不断开掘着“都市水墨”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2018年4月

刘建：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