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刘海粟的生平过往以及他与上海美专的种种故事已经有多本传记详述。现行的诸种刘海粟传记虽竭力避免雷同，但因历史事件客观存在，故惟详略有所不同。

吕作用秉着重访历史的态度，希望能从故纸堆中寻得一点新资料，给历史书写添加一点细节。

1927年，这一年在刘海粟的生命历程中极不平常，其之后的处世态度、教育事业及艺术经历与这一年发生的事都不无关系。

学潮骤起

1927年2月11日，农历丁卯年正月初十，春节刚刚过去，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里。上海当日天气晴冷，最高气温尚不足11摄氏度，江面上不时有东北风吹来，寒意逼人。

刘海粟闭门谢客，难得清闲。他立于画案前，铺纸研墨，思索着如何将这寒意用笔墨表现出来。少顷，他似已胸有成竹，落笔如飞。用笔顺中有逆，着墨前浅后深。只见乌云布空，残星零落，天未破晓，群鸦乱飞，林木萧瑟肃穆，僵直干枯，真可谓满纸荒寒。

画毕，他于留白处题跋，曰“月落乌啼丛林寒”，并落款钤印。搁笔后，他略感放松，两个多月来的那股郁气似乎稍得疏散。

屈指算来，上海美专学生风潮已起81天，如今竟成此等局面，远远超出刘海粟的意料。事情起因极为平常。1926年11月22日，西画科主任王济远正在上课，他级学生郎应年擅入教室与上课学生讲话，王济远令其退出，遂发生争执。

次日，有学生以教员侮辱学生为由，组织学生会，扬言打倒王济远。虽然王济远主动提出辞职，但校方为了保护教员，开除了郎应年等3名学生，并致函法捕房，称学生暴动，要求镇压，导致事件升级。学生开始集会，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旋而宣布罢课。

刘海粟则三管齐下，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教员劝慰学生，同时函请家长暂行召回学生，俟风潮平息后再来校上课；另一方面，请警察驻校巡逻。

然而学生还是不依不饶，他们成立学生会，称“不达到目的誓不上课”，并发表通电，利用报刊等媒体与校方针锋相对，并得到全国学联的支持。

在蔡元培的斡旋下，刘海粟与学生代表进行了谈判，但终无结果。12月中旬，美专校方设立临时教职员会，专事平息学潮，但依然无果。而学生会更是将斗争矛头直指刘海粟，言欲驱逐之。

无奈，美专根据校董会的议案，决定提前至22日放寒假，并再次致函学生家长，阐明提前放假缘由，且要求家长签字表态。至此，学生风潮算是告一段落。

年前的一周平静还是不能让刘海粟安心。1927年元旦，上海美专再次向学生家长发函，重申“少数学生受人利用发生风潮，不得已提前放学”。数日后，美专召开了教务会议修改学则，决议废止旁听生制度。此外，又致函上海邮务总局，要求控制学生来往信件，并要求法领事令捕房派巡捕来校押令留校学生出校。

虽然此后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接连致函谴责刘海粟，但那毕竟是“口水战”，他也就不以为意。总之，春节前后的半个月还算平静，刘海粟得暇作画，以抒胸臆。

青年刘海粟

春节过后，上海美专于2月7日在《申报》上刊发《上海美专之新气象》，介绍各科教员，准备开学。2月11日，即刘海粟作《月落乌啼丛林寒》的同一天，学校又以校长刘海粟的名义发布了招生广告，希望“自信有研究艺术之诚心及确能遵守校章者”应考。

3月8日，上海美专如期举行春季始业式，校长刘海粟、总务长江新、教务长汪亚尘及教授滕固、李毅士等分别演讲及做报告，学校添聘丰子恺和沙辅卿为国画系教授。数日后，刘海粟参加了天马会成员的会议，商谈举办展览会事宜。一切看起来正常如昔，但是，在平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风云突变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场上捷报频传，3月21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同时，上海学生联合会通知各校总罢课以欢迎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抵沪之日，不少学校悬挂青天白日旗，张灯结彩、欢呼庆祝。上海美专也不例外，全校停课3天以示庆祝。

22日中午，美专学生在学校大会堂集会，商讨欢迎国民革命军及关于学校发展前途等事宜，并推举代表与学生联合会接洽。次日上午，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推举代表16人加入市民大会。如果说这些只是意味着在革命气氛下青年学生民主思想的觉醒的话，那么，另一个美专学生团体的活动则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急转变化。

年前上海美专提前放假后，有部分学生组成了“被迫离校学生团”，在放假期间便委托律师发表声明，保留对刘海粟起诉权利的决议。3月22日，趁着国民革命军入沪之机，该团体学生又到市民大会会场散发宣言传单，并与美专学生代表发生冲突。

4日后，“被迫离校学生团”全体返校，受到在校生的热烈欢迎，“欢迎离校同学复校”的口号响彻校园，一时秩序大乱。校方急引警察，将“被迫离校学生团”驱出校外。离校学生遂至市政府请愿。30日，《申报》第3版连续刊登了《美专被迫离校学生团启事》和《刘海粟启事》，这一事件朝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着。

《美专被迫离校学生团启事》称，美专当局去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封闭学生会，报法捕房及李宝章军队驱逐学生出校且逮捕学生，并强调校舍乃学生出资所建，如有人认为刘氏之私产而从中破坏者，他们必率全体同学誓死反抗，云云。

而《刘海粟启事》则云其因患病未愈，从3月25日起无论何事概不闻问，并与此前一切列名机构脱离关系，将上海美专校务移交给委员会负责，声称病愈出国，以遂初志。

对比刘海粟在学潮初期的强硬姿态，这份启事显得难以理解。把他的急变归因于“被迫离校学生团”返校事件显然不合情理。背后的隐情究竟是什么？

刘海粟早年与家人合影，右一为刘海粟

其实在学潮初期，刘海粟为了尽快平息事态，不仅争取美专教员及蔡元培等校董的支持，也竭力利用法捕房及军警给学生施加压力。为此，他曾将美专校舍提供给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作为前敌临时指挥宣传处。而李宝章作为孙传芳的部属，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对象之一。

随着北伐的推进，尤其在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及李宝章逃往南通之后，刘海粟越来越感觉到时局的压力。与此同时，又有一件与刘海粟直接相关的事情发生。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的数日内，沪上各校纷纷改为委员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上海美专由全体教职员联席会议票选蔡元培、江新、汪亚尘、高铣、滕固5人为委员，刘海粟的《启事》中所称“校务移交给委员会负责”即指此。实际上，此委员会也仅存数日，3月31日，5位委员便登报宣布辞职。

同时，“被迫离校学生团”再发启事，要求刘海粟将一切校产校务速行移交给他们。他们还在“法租界市民会议”上发表宣言，要求取消刘海粟公民资格，声称该团有收回美专之权力。

至此，刘海粟对美专校务似已完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