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3年前的今天，启功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本文作于2005年启功先生仙逝之际，原题为《追念尊敬的启老》，刊载于当年《北京晚报》。作者李燕，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艺委会委员。
启功先生——我一向尊称的启老，年逾九旬而驾鹤西去，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感情在此刻，却总是拒绝“自然法则”的；一位这么可敬的国学老人即使寿比彭祖，一旦真的离去，心中依然会凄惋难当。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殊原因，导致我国的人文人才非常缺少，国学大家已寥如晨星且后继乏人。此刻又走了一位启老，心中益感悲切。连日来，往日的启老总是一幕幕出现在我的心里，不由得把笔录之，以志思念之情。
“文革”前，年未及二十的我，拜读过启老谈书法美学的文章，因未见其人以为他是位“老学究”，直至“文革”后方有机会见到他，方知启老并不老，只是一位乐呵呵的非常谦逊而幽默的长者——还尊称家父为“苦老”。此时我才似乎明白，错估启老的年纪，可能是由于他广涉国学，成名甚早的缘故吧！
“文革”完结之后，南北书画家有机会欢聚于首都，在前门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我有幸与启老邻坐。当时一位画家，席间开玩笑过了头，竟冲着启老说“你知道我爷爷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杀你爷爷的！”众皆大惊，真不知启老将如何发作。但见启老仅一怔就立刻恢复了平和的笑容，问道：“那，请问您祖父是做何公干的呢？”那位画家说：“我爷爷是太平军的，专门杀你们清妖的！”顿时席间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于是，立即有人出来打圆场：“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喝多了！启先生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呀！”启老却含笑自嘲道：“我算什么学问家，不过是个当年的大右派而已。”我紧跟一句：“对对对！论国学学问，咱们画界无出其右者，无出其右者！”坐在我右边的启老似乎非常欣赏我这个双关的“右”字，朝我一乐，在桌布下轻轻拍了拍我的腿。我想，只有拉开话题，才可破此僵局，我说：“诸位有所不知，启老少时当过喇嘛！今天我想请教启老，《心经》后头的梵音经咒依正宗发音应该怎么念呢？”启老便即席念完这段，而后向大家一抱拳道：“未必正宗，献丑献丑”。话题拉到谈佛论道，那位“开玩笑”的画家也就插不上话了，宴席恢复了平静。由此，我算是真正领教了何为大学问家的大器度。自此以后我发现每每于各种场合与启老见面，他都非常热情地主动跟我打招呼，都爱跟我聊几句。
启老被选为某协会主席后我去拜望启老，见面我就合十道喜：“恭喜启老荣任某协主席！”启老却苦笑说：“没什么可恭喜的，我去上海出差几天，一回来就莫明其妙的成了主席，可什么选举会我也没参加过；我这儿实为‘缺席审判’吧！”我说：“您别客气，当今这位子非您莫许。”启老乐着盯着我问道：“理由何在？”我说：“理由有二。”“请细细道来，不得含糊。”“拙见以为理由有二：就是有正理由和负理由。“何为正负？”“正理由很明白，您德高望重学问功力……”“不听不听，我不听这个正理由，只想听听你下头的负理由。”“所谓负理由也很明确：您想，副主席位子多，各得其所，相对好解决，唯有正主席只设一位，相持不下之际，当然要请一位与谁都无碍的人物，稳稳占住这头把交椅啦！”启老立即表态：“对了！对了！这负理由才对，咱没什么正理由呀！”随着用食指轻轻点着我，乐得像个老儿童，说：“真有你的！哈！还琢磨出个负理由来，哈哈哈！”其实，我看过不少推介画家的文字，不时冒出“不计名利地位”的字样，若真想找到打心里到行动上都与此六字符合的，看看启老便可知矣！
有一次书画家聚会，有人当众赞扬启老“出口成章，皆大学问”，启老立马回道：“我的话全是‘胡说’，因为我们满族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古称‘胡人’，这‘胡人’说的话不就是胡说吗？”逗得众人合不拢嘴。这时有位记者过来给启老照像，说“光辉形象”，启老跟着开口道：“您这是上句儿，我还得配个下句儿‘丑恶嘴脸’。”众人大笑，但年青人不解何意。启老提到，“文革”中每每把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扣上“资封修遗老遗少”的帽子，拉到台上批斗，总不免遭逢一句：“看！这帮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可是一提起江青康生之流则立称“光辉形象”，殊不知，实乃“狗头贴金”罢了。大家又开怀大笑起来。启老文思敏捷，临场抓哏，开朗达观，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多年前应邀参加一次小型笔会，合作一件条幅。姚有多先生开笔，画一古装人物面左而行，画左边露一石板桥头。徐邦达先生在人物右侧画一组简笔松枝。我则在松旁画修竹少许。主持人说：“松、竹都有了，‘岁寒三友’就缺梅啦！启功先生画梅好吧？”启老并未作答，只傍着松枝，即席题了七绝一首，我记得大概是“乔松劲健修竹高，江天寥阔自逍遥，幽芳引得骚客至，信步寻梅过板桥。”画上无梅而诗中有梅，幽芳却在画外，小小条幅的意境自然就宽阔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启老以诗“攒底”“压大轴”，今日画坛又有几人能为？
十多年前，山东老家高唐县政府希望我敬求启老题匾，匾文是“李苦禅少年读书处”，刻为木匾，悬挂于县文庙仅存的一处古建门楣上头。家父少年时曾在此屋读书。由于为家父之事烦劳启老，我反而不敢直接去求，遂拜托启老的同事，我们的老同乡北师大历史学家张守常教授代求墨宝。得到的回音令我感佩不已，欢喜不已！启老说：“给苦老写匾，我一定写，但是，登门求我我不写，给我润笔费我不写，非给不可，少于一百万我不写！”随即张教授就送来了启老的墨宝，还是简体字繁体字的各一件。同时转述了启老的叮嘱：“如今有的地方不让用繁体字书匾，用了发现就罚款，如果允许在古建上用繁体字书匾，就用繁体字的。”您看，启老既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又用非常别致的玩笑言辞婉谢了要求者的登门答谢，还十分周着的考虑着不同字体的可能后果，真乃至仁至善又良具生活情趣之人也！如今凡经过高唐文庙的人们，都会仰首欣赏着启老书写的颇有风骨而又倍感亲切的大匾。它永远寄寓着两位老前辈艺术家的真诚友谊！
先贤说过，幽默是一种深刻智者的表现。幽默，似乎总与启老形影不离。在美国发生“炭疽菌恐怖邮件”沸沸扬扬那会儿。有一天我同夫人燕华看望启老，并带去一幅先父苦禅老人的藏品——巴掌大的一幅山水小品，是启功先生早年之作，只题了名款却未钤印章。恳请启老补钤印章以求其全。年近九旬的启老看罢，说：“这是我二十多岁时画着玩儿的，还有劳苦老存这么多年。”随即取出一枚小印章，逗好印泥，仔细稳重地给这幅山水小品补钤了印章。然后又取出一小盒白垩滑石粉，往钤印处撒了少许，以免渗油。不料他脱口而出：“别害怕，这可不是炭疽菌！”我俩和同去的朋友们都乐了——这个“包袱”抖得真脆！接着启老又说：“这会儿可别真的恶作剧！国家有规定，邮寄粉笔面儿之类的白色粉末，查出来要判刑啊！”您瞅，在启老这儿，玩笑归玩笑，正理儿归正理儿，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前辈！
不久前有个电视栏目采访启老，这可能是启老今生最后一次电视上镜吧！主持人问启老：“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呢？”启老不假思索地回答：“游戏人生。”主持人满面疑惑不解，又追问了一次，回答仍然基本如此。以往我发现，有机会上镜或登台又要言及“人生格言”的人士，每每要选两种类型的“格言”，一种是“豪言壮语型”，例如“要当兵就得当元帅”，（元帅没有兵怎么打仗？他就不管了。）“干事业就要顶天立地”。（他大概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吧！）另一种是“常识性废话型”，例如“我成功的全部秘密就是辛勤的劳动”。（这“道理”连蜜蜂和白蚁都知道，又何密之有？）然而启老不然，他的“游戏人生”非常平实。或以为欠点儿严肃吧！非也。君不见当今世界，国际之间，恃强凌弱，以富欺穷，竟有铁铸似的道理——被媒体或政客普遍称为的“游戏规则”正普遍支配着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价值观念，这种“规则”天天制造着悲剧闹剧和令人难解的哑剧。想到这类“大游戏”，再回过头来看看启老的“游戏”——只不过是游戏自己的人生而已，况且他，这一生的“游戏”不但绝对与人类无害反而极其有益！对于自己的一生如此辉煌的国学成就，坎坷的历程，却能轻描淡写地以“游戏”二字概括，岂不正是启老国学修养已臻化境的最形象表述吗？
孟子说：“仁者无敌”，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尊敬的启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