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丝绸只为中国所有。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了养蚕、缫丝、织绸。
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
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丝绸的花色品种丰富起来，主要分为绢、绮、锦三大类。
到了秦汉时期，丝织业不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随着汉代中国对外的大规模扩展影响，丝绸的贸易和输出空前繁荣，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造成对黄河流域经济的严重破坏，到了隋代，中国蚕桑丝绸业的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发展，“丝绸之路”通道增加到了三条。
宋元时期，丝绸的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明清两代，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也十分突出，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稠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纺织生产
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在5000-7000年前，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已出现麻纺织业和丝织业，西北地区出现了毛织业，从出土实物来看，当时已出现了原始的织造工具和编织工具，能生产出绞编织物、斜编织物和平纹织物，织物的染色也已经出现，说明我国的纺织业在这一时期已达到初步的水平。
商周时期是我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之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期，我国的纺织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纺织品在社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已作为贵族的特殊消费品，是穿着者身份、等级的标志。其次，当时的官方均有专门的纺织管理机构，同时也设置大型的纺织作坊进行生产，《周礼》中提到的典丝、染人、掌染草、钟氏和荒氏等官职，均为纺织生产而设，政府还有若干保护蚕桑生产的政规法令出台。其三，史籍中出现了对纺织和丝绸的记载，《诗经》中则出现了关于纺织生产的咏唱，如“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萋兮斐兮，成是贝锦”、“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等，各种织物的品种增加，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了各种纺织品和纺织色彩的名称。其四，丝绸贸易达到相当水平，《勿鼎》铭中有“匹马束丝”换五个奴隶的记载，《诗经》中出现“抱布贸丝”者，丝绸之路已通向西方，俄罗斯境内已发现早期中国丝绸的实物。还有一点是，纺织业与当时的信仰和原始宗教发生密切关系，其中蚕桑丝绸业甚至有了自已的神——蚕神。
从生产技术这一角度来看，商周时期较新石器时期又有较大进步。桑树、麻类植物等开始人工栽培，纺绩、缫丝、加拈等加工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而最为突出的发展是织物种类和剌绣技术的发展。商代已出现几何纹的单层提花织物，甚至是复杂的四经绞罗，西周时出现用重组织织成的提花织物，称为织锦，剌绣中普遍使用锁绣针法，植物染料和媒染技术也被广泛应用，朱砂染色的实物也在出土实物中非常常见。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纺织史主要是用考古学实物来写的，出土的纺织文物成为当时纺织生产发展的最好见证。
战国秦汉的纺织生产
战国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繁荣的时期。战国时期思想上非常活跃，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同时实行了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轨等方面的统一，汉代初期又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农桑，轻徭薄赋，鼓励人口增殖和土地开垦，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作为经济的重要方面，纺织业在战国秦汉时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纺织业中最为主要的丝绸生产得到了飞速发展。首先是产地扩大，形成了黄河流域、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三大中心。其中以黄河流域最为重要，首都长安城里的未央宫内设有东、西织室，主要织作以供郊庙之服，一年花费达五千万。此外还有御府尚方织室，生产锦绣纨绮等各种高档织物。在黄河下游的丝绸织绣生产重地齐鲁也设有官营作坊。齐郡设有三服官，作工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在民间，织绣生产量也十分巨大。王充《论衡·程材篇》：“齐郡世剌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从山东、苏北、河南出土的大量汉代纺织画象石上的纺织图来看，当时的纺织生产确是十分普遍的。四川成都自战国时代起，蚕织事业已初具规模，至西汉时更为兴盛，主要以织锦而著称。据称，秦汉王朝均在当地设有锦官，专门生产蜀锦以供上用。汉代杨雄《蜀都赋》中提到：“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扬文彩，转代无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纺织业基本上还是以麻织为主，但丝织也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丝织品，很有可能是当地生产的。新疆地区使用的纺织纤维主要还是羊毛和其它动物毛，出土中已十分常见。
战国秦汉时期的织绣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绣品来看，当时的织物品种主要有平纹类织物如光泽极好的纨、普通的绢、极为轻薄的纱，暗花织物中有绞经织物罗、形如杯纹的绮，多彩织物锦中有三色显花的平纹经锦、表面起绒圈的绒圈锦，此外还有锁绣针法为主的长寿绣、乘云绣等，以及各种印花织物。从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出土大量东汉时期的毛织品来看，当时毛织品上应用的技法也非常先进，有以编织方法编成的织物，有采用丝织品中织锦、绞纱织物类似的结构，有毛织品上独有的缂织法和栽绒法制成的缂毛和毛毯等产品，中原传统的锁绣法也被用于毛织物上的装饰。说明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已在吸取不同源头的纺织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丰富灿烂的纺织品。
战国秦汉时期是丝绸之路开拓过程中的重要年代，汉武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中国的丝绸由此被绵绵不断地运向沿途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名扬天下。西汉和东汉织锦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发现在丝绸之路沿途的河西走廊、新疆地区或是远在蒙古的诺因乌拉等地。同时，西方的纺织文化也开始影响中国，使我国纺织品的织造技术和图案设计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魏晋隋唐的纺织生产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约八百年间，纺织生产中主要的潮流是来自异域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各地的军阀割据、豪强林立，非汉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基本控制了周边地区，并大规模进入中原。这样的局面一直到隋唐时期才结束，隋代统治者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唐朝更是强盛一时，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疆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其势力远达西北地区，其影响可达中亚西亚，在文化上显示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时代风格。
在安史之乱之前，纺织生产重要产区仍在中原和齐、蜀两地，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些小朝廷仍在进行织绣的生产。如曹丕在《与群臣论蜀锦书》中曾提到魏国自己能生产如意、虎头、连璧锦，这应该是在魏国自己的尚方御府中织造的；蜀国是生产蜀锦的著名产地，并不断出口邻国，成为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至诸葛亮当时曾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十六国时期，与东晋相对的北方后赵政权占居魏地，也置有大规模的织绣生产作坊，有数百人生产锦和织成，产品有大小登高、大小明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龙、葡萄文锦、班文锦、凤凰锦、朱雀锦、韬文锦和桃核文锦等。到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氏起自北方，在其攻地拔城之时，也大量掳掠百工伎巧，并设置各种专业织造生产户进行织绣生产。宫内也有大量奴婢进行锦绣绫罗之工的生产。唐代前期，官营丝织业也十分发达，在长安城中，少府监属下的织染署掌供冠冕组绶织作色染，常设织造作坊有布、绢、絁、纱、绫、罗、锦、绮、繝、褐等十作，练染之作有青、绛、黄、白、皂、紫等六作，其中绫锦作坊中的巧儿就有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下织染作坊中的绫匠八十三人，就连以管理宫中闲散女劳力为主的掖庭局中也设有绫坊，其中绫匠一百五十八人。此外，宫中还有一些临时设置的作坊，《旧唐书·后妃传》：“宫中贵妃院织锦、剌绣之工凡七百人。”这应该是一个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专门设置的织绣作坊。由此可见，唐代官营织绣作坊规模的庞大。事实上，唐代官府还在各重要地区设置各种不同性质的机构进行织绣生产。如在成都设置专门织坊生产蜀锦和五色织成背子，在越州设置织造户生产缭绫。
唐代中晚期，纺织生产的重区已逐渐由中原地区向南方移动，到唐后期，全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取决于江南地区，江南地区生产的纺织品十分丰富，特别是各种高档丝织品已成为唐朝皇室御用的主要用品。李肇《国史补》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千人，于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从史料来看，越州在唐前期的贡品非常有限，而到了唐后期，就上贡异文吴绫、吴绫、吴朱纱、白纱、宝花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吴绢、花纱、缭绫等十余种。
魏晋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纺织业也进步很大。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新疆等丝路要道上的地区受到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影响，来自东方的蚕桑丝绸生产技术已经传入当地，当地人已经生产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昌锦、丘慈锦、疏勒锦等，另一方向，西方的毛纺织技术也到达这一地区，当地出土的毛织物出现了各种明显带有西方风格的图案题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技术也因融合了各民族的先进因素而有了长足的进步。北魏时期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科学著作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对栽桑、养蚕以及缫丝、染色等都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关于织造技术，三国时出了一位著名的机械工程师马钧，据《三国志》裴松之注，他曾改进绫机，“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改进后的织机不知是否对当时的织绫技术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绫织物确是十分的丰富，从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大量魏唐时期绫织物的情况来看是可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织锦还是较多地继承汉锦的技术传统，但到了北朝晚期和隋唐初期，中国的提花机已得到全面完善，可以生产出图案自由循环的织物出来，到唐代后期，大提花织机也已经出现，可以生产极为恢宏的、图案循环极大的织物了。
唐代是织绣染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时代。织造品种中最突出的是丝织品种。丝织品种中最为绚丽多彩的当属织锦。从文献来看，锦的品种甚多，有以地区命名的蜀锦、有以用途命名的半臂锦、蕃客袍锦、被锦等；有以色彩命名的绯红锦、白地锦等；也有以织物特点命名的大张锦、软锦等。锦的基本组织在早期是平纹和斜纹经锦，到盛唐时发展为斜纹纬锦，此外还有双层锦、织金锦、透背锦等各种新品种。另一种重要的品种是绫，唐代几乎各地都有绫的生产，名目也极繁多，但最为著名者为产于越州的缭绫。此外，罗、纱、绮、绢等也在唐代大量生产。唐代丝织品种中的另一大创新是缂丝的出现。缂织工艺最早出现在汉代新疆地区的毛织物上，到唐代始见于丝织物上，称为缂丝。唐代的毛织物生产也非常多，尤其在新疆地区发现更多，其种类有毯、毡等，大多为色织物，图案精美。
剌绣品在生活中应用甚广，但从唐代大量出土物的情况来看，唐代绣品的新热点是佛教所用的供养品。自从北魏时期开始有专为佛教供养剌绣佛像的先例后，唐代的佛教徒们在这一点上似乎比以前走得更远，更热烈。法门寺地宫所出大量用于佛教用途的剌绣品也说明这一问题。但从技法上来说，唐代剌绣已从早期的锁绣走向了平绣。
除了织绣之外，唐代的印染技术也是值得十分骄傲的，印染产品在当时称为缬，而唐代三缬（绞缬、蜡缬和夹缬），加上后来发现的灰缬在当时已经名扬天下了。新疆地区以及日本正仓院内都保存着极珍贵的丝质和棉质的印染产品，其中绞缬大多用于丝绸，在当时文献中已有鱼子缬、醉眼缬、团宫缬等名；蜡缬多用于棉布，多为蓝地白花，图案以几何纹为主；灰缬多用于丝绸，虽有损于丝质，但能染出深地白花、有时甚至是两套花的花鸟图案；夹缬是色彩最为丰富的印花织物，多者可到四五套色，图案往往形大，有作花树对鸟、团窠卷草瑞兽等图案的，最为富丽堂皇。除此以外，与印染有关的还有印金、贴金和泥金等作品。所有这些，均可在西北地区的纺织考古中得到实物佐证。
辽宋金夏的纺织生产
宋代前后约三百年，与唐朝相比，占据的疆土稍稍偏南，在北方还有辽、西夏、金。因此，宋代的政治和经济重心都在逐渐地南移。到南宋后，我国的纺织生产中心已经移到了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这一地区中，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织绣艺术也达到了新的发展，与文人相结合的发展。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加入，宋辽金夏各朝变得空前地喜好织绣品，尤其是丝绸产品。最先建国的辽代统治者，直接继承了唐代的风格，从以定州为中心的北方丝织生产重地掠取丝织工匠，为契丹人生产锦绫等高档丝织品。从新近发现的大量辽代贵族墓葬出土织物来看，其织绣品量大艺精，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女真金人统治者也是一个酷爱丝织物尤其是加金线丝织物的民族，从阿城金墓出土情况来看，正是从金代起，加金织物被大量地应用。当然，宋朝的官营织绣作坊就更多了，在京城中，少府监属下的绫锦院、染院、文思院、文绣院等都是织绣生产的主要机构，其中绫锦院有织匠一千余人，织机四百多张，主要生产衣料等纺织品；文思院下有绣作、克丝作等织绣作坊，主要生产各种装饰艺术品；文绣院共有绣工三百人，主要制作服舆中的绣品。除此以外，宋代还先后在西京、真定、青州、益州、梓州、江宁府、润州、大名府、杭州、湖州、常州、潭州等地设置过主织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等各种丝织产品的场院。
宋辽金夏时期的织绣品种类有不少创新。各种以地络类组织为基础的花名织物大量涌现，这类织物使双色织物流行一时；绞纱组织采用了新的有固定绞组结构，大量二经绞织物与三经绞织物出现，与原先的四经绞链式罗并驾齐驱；织锦等多彩织物更是如此，组织多变，以致形成了宋锦系列。宋代官服上大量用锦都属宋锦一类，其名目有八答晕锦、天下乐锦、翠毛狮子锦、簇四盘雕锦、盘球锦、云雁锦、方胜练鹊锦、方胜宜男锦、红团花大锦、青地莲荷锦、倒仙牡丹锦、黄花锦、宝照锦、法锦等。绫的种类亦开始多变，各种以斜纹为基础的绫织物出现，宋朝官服、官诰、度牒、及书画装裱等也大量用绫，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宋朝御府所用书画绫引首和托里的名目有：碧鸾、白鸾、皂鸾、皂大花、碧花、姜牙、云鸾、樗蒲、大花、杂花、盘雕、涛头水波、重莲、双雁、方棋、龟子、枣花、鉴花、叠胜等。
这一时期织绣艺术的另一特点是缂绣合流的趋势。缂丝在唐代出现，到宋代为止还是以实用品为主，宋代用缂丝制作大量服用品，庄绰《鸡肋篇》中记载有用缂丝织妇人衣服需花一年时间，洪皓《松漠纪闻》中也有回鹘人用缂丝织袍的记载。出土实物中更多的为缂丝帽、缂丝靴套等。此外，缂丝还常被用作装裱用品，周密《齐东野语》载绍兴御府所藏法书中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克丝作楼台锦裱。现存大量传世宋代缂丝多是以这种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也是缂丝向欣赏性艺术品发展的过渡。剌绣也是如此，虽然它还在服饰中大量使用，但也有更多的剌绣进行艺术化的创作，这可能是继承唐代剌绣佛像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织绣艺术家，如朱克柔、沈子蕃等，其缂丝作品有缂丝榴花双鸟、山茶牡丹、莲塘乳鸭等，其风格与宋代院画相似。
蒙元的纺织生产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民族建立的空前规模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灭西夏、并金国、平吐蕃、定大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南征北战，基本统一全国，这一时期我们一般称为蒙古时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国版图上建大元国号，1279年灭南宋，到元顺帝1368年退出大都为止，这一时期我们称为元朝。前后约一个半世纪，总称蒙元时期。
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广阔的一个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先后摧毁了中亚的花刺子模王朝及统治西亚达五百年久的阿拔斯王朝，使得当时的统治区域向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借助于统一的力量，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广阔的联系，东西交通的畅通无阻。元朝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同时对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这些都使元代与中亚、欧洲对外关系处于极盛时期，文化呈现一种多元融合的现象。中外文化交流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纺织技术水平及纹样风格的相互交融，在纺织生产的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元朝的丝绸征收由以往的征收绢帛改为直接征收生丝。北方的丝料科差称为五户丝制度。所征丝料大部分归政府所有，而将其中部分拨给诸王贵戚或勋臣，其数额为每五户出丝二斤，故称“五户丝”。而在南方，仍沿用南宋旧制征收夏秋二税，丝绸实物如丝、绢、帛等主要从夏税中征取，且征收区域集中在江东、浙西等盛产丝绸之地。
元朝政府的丝料科差制度为王室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原料，同时蒙古贵族在战争中掳夺了大批汉族、回鹘及中亚穆斯林的织工，加上统治者对丝绸的特殊爱好，使得蒙元时期的官营织染业空前发达，其规模和产量及分工协作程度远在宋金之上。当时的的官营织染机构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政府管理，主要供政府官员的丝绸耗费而生产：如工部下属的大都人匠总管府的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别失八里局，将作院下属管的异样局总管府（设于宫内的丝绸生产作坊）和由地方政府管辖的各织染局。另一类则隶属于皇后、太子及各贵族的斡耳朵，专为后宫或贵族生产，如为太子所设的储政院所属各类织染局、后妃中政院名下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及所属各织染局。这两类织染机构错综繁杂，遍布全国。其规模之大，为历代官营工业所不及。从其种类来说，元代官营作坊不仅有织锦，而且还大力发展了毛纺织业，如大都毡局、上都毡局、隆兴毡局等。
各地染织技术的交流，多种原料的使用，使得蒙元时期的纺织品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在丝织品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加金织物。中国北方地区早在辽金时期已大量使用加金方法来装饰织物，一般使用的是纬插合的方法，但来自西域波斯的织工却更善于织造特结类的织金锦，称为纳石失。这种面料在当时被用于最为蒙华的场合，如皇帝在宴请诸王群臣时，大家就得穿上由织金锦制成的袍子，称为质孙服，此宴也称质孙宴。除织金外，元代还大量采用印金方法装饰，印金一般较多地采用罗地，这可能是唐宋以来的传统。
在南方地区，蒙古人的风格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南方人的服饰还是以素质为主，除传统的绫罗纱绢以外，元代新出现了缎织物。另一方面，棉花生产迅速在内地普及，棉织品成为人们的基本衣料，这在南方地区特别明显。
明代的纺织生产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汉族封建专制政权。为了安定民众、恢复生产，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垦荒，推广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当时，棉花已种遍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棉布已取代丝绸和麻布，成为中国第一大纺织原料。同时，明代的植桑养蚕也较元代晚期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苏、松、杭、嘉、湖一带桑麻遍地，机声轧轧，蚕丝绸缎无论在产量和质量上均享有极高的声誉。
随着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江南地区民间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已逐渐商业化，涌现出了一批纺织专业性的小城镇，如江苏的盛泽、震泽、浙江的濮院、双林等原先偏僻的小乡村，以丝织为龙头，逐渐地居民增多，自成市井。这些人口集中的新兴纺织业重镇的形成，使纺织生产专业化，同时也利于生产技术的相互促进，这就使明代民间织绣技艺空前发展。在明中、后期，在这些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已稀疏出现丝绸行业的专业分工。
在民间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明代的官营织造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自永乐时起，南北两面均有官营织造机构的设置。在北京为内织染局，它在名义上属工部领导，但事实上则多由内府管理。在南京则有司礼监神帛堂和南京内织染局，两者亦由南京工部和内府共同领导。此外，明代还有地方上设有23个地方织染局，洪武时设有四川、山西诸行省织染局、及浙江的绍兴织染局、南京的后湖织染局，到永乐时则设有苏、松、杭、嘉、湖等织染局，时设时罢，其中以苏州、杭州两局规模最大。织染局内的工作包括织、染、绣、缂等，据《明会典》记载其工匠包括绦匠、绣匠、毡匠、花毡匠、毯匠、染匠、织匠、挑花匠、挽花匠等，几乎所有有关棉毛麻丝的各种工艺全部都在内了。这些官营染织品主要用于上用冠服及赏赐，二是制帛，用以祭祀，三是官员诰敕。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的纺织生产技术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在养蚕方法、织造技术、印染缂绣工艺及织物纹样都有不少创新。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如《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蚕经》等科技巨作，而且在缂丝、刺绣、织金、妆花、孔雀羽毛等精细加工技艺都达到了高超水平，在我国纺织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妆花工艺在明代达到了顶峰，几乎各种组织的织物均采用妆花方法进行装饰，因此而出现了妆花缎、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妆花绫、妆花绒、甚至是妆花改机等。所有这些织物，均在明代的考古中得到了证实。
一般来说，明代一般不在考古学范畴之内。但明代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纺织品出土，对研究明代纺织手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万历皇帝的定陵，其次是明代一些分封各地的王墓和各地出土的贵族和官僚墓葬。
